河北經貿大學楊在軍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論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的互動關系》（項目批准號為06CJL01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王曉霞。

　　該成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如下：

　　一、選題背景

　　就家族企業而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許應該改為“存在的就是不合理”，因為家族企業現象帶給理論和實踐無盡的困惑。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家族企業普遍存在與理論歧視的現實，雖然世界上至少有65%-80%的企業是家族企業，主流企業理論卻沒有涉及家族企業，另一方面是家族企業研究與家族企業現實存在明顯時空錯位，即家族企業研究肇始於家族企業地位下降的20世紀60年代，而非家族企業佔絕對統治地位的工業化初期，而且家族企業研究興起、發達於家族制度並不明顯的美國，而家族制度的典型中國、日本等國則於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關注此議題。

　　產生上述困惑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歷史定位、家族與家族企業關系、家族與企業演化規律方面的問題。為此，該成果以中國為中心，從所有權和經營權出發，以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互動關系為基本線索揭示家族企業普遍存在原因，並重新審視家族企業重大議題代際繼任問題，以期厘清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理論與現實的諸多困惑。

　　二、主要內容和主要觀點

　　成果包括六方面內容：第一，從婚姻與家族結構、家族管理制度、代際傳承制度、家族功能、個人與家族關系等五個維度，描繪家族制度演變的一般規律，並重新審視中國家族制度的傳統觀點﹔第二，梳理西方主要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家族企業演化的歷史，從外部環境、企業組織、家族、所有權、經營權及兩權關系的階段性特征等方面回顧與分析西方家族企業演化史﹔第三，從家族所有權和經營權出發，分析中國家族企業發展歷程、各個階段主要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第四，嘗試對家族企業普遍性、家族企業所有權、家族企業壽命、所有權與經營權代際傳承基本方式等做出理論與實証分析，詮釋家族企業演化基本規律﹔第五，通過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比，找出我國家族企業演化的“中國特色”與一般性﹔第六，在把握中國家族企業長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結合家族制度、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對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現代意義及走向做出展望。

　　通過以上研究，主要形成以下觀點：

　　第一，家族與企業從長期發展趨勢來看，都有共同演化趨勢，而且都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家族與企業發展是一個不斷融合外部金融、人力、網絡和關系資本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開放的過程。家族與企業對外部各種資本的融合過程、融合能力、融合水平，既是家族與企業影響力擴大的結果，也是家族與企業實力的重要表現。家族與家族企業的發達並不是以封閉為基礎，這與傳統觀點認為的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就是封閉的代名詞還是有所區別的。

　　第二，家族與企業具有天然聯系，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家族所有、家族控制的家族企業的長期普遍存在。家族與企業的天然聯系主要體現在社會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人往往既同時承擔家族（庭）人的角色，又同時承擔企業人的角色。而且，從生命周期考察，同時承擔企業人和家族人角色，往往只是人生命周期的中間階段，而在其他時段更多的是家庭人角色。從人類發展史考察，家族人的歷史也遠長於企業人、經濟人。企業人、經濟人的人力資本投資也受家族的影響。這些因素決定了社會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人在進入企業以后應該普遍具有家族取向。而企業則滿足了家族人的就業、經濟職能。家族企業通過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自然交換建立了天然聯系，而實現了人類社會兩類生產，即人的生產與物的生產平衡，而兩類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這是家族企業普遍存在的社會根源。

　　第三，家族企業普遍存在與理論歧視根源在於：將家族、企業和家族企業靜態化，忽視三者動態性和現代化進程中三者的主動適應性。如果按照家族（庭）所有、家族（庭）經營的古典家族企業標准，家族企業必然隨著家族及企業的發展而退出歷史舞台。而家族與企業的發展是融合各種外部資本的開放的過程，兼具“家族基因”與“企業基因”的家族企業也不例外，因此家族企業內涵應該是動態的。家族企業過渡論或特色論對家族制度的理解還停留在歷史上的鄉土文明時代，忽視了中國家族制度在城市工業文明背景下的現代適應。

　　第四，歷來被視作中國文化劣根性的富不過三代、諸子均分、子承父業，在工商業領域普遍存在，而非中國特色。這是由企業和家族特性共同決定的，符合家族與企業基本演化規律。市場競爭、社會變遷、信息不確定、個體有限理性、產業更替、家族成員、家族與家族企業的連帶責任等決定家族企業長壽與富不過三代的普遍性。企業生存基礎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以及家族內部追求平等的邏輯，決定了工商業家族諸子均分的普遍性，這也更符合現代趨勢。現代化過程中世界各國普遍確立了分散繼承的法律地位驗証了這一點。學術界之所以認為歷史上西方工商業家族盛行集中繼承，可能是將西方早期主流社會的農地、爵位的集中繼承等同於邊緣化的工商業家族繼承的結果。

　　第五，從長期看，中國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與世界相比有同有異，但演化基本邏輯相同，基本方向相同。理論界之所以強調中國“特色”，可能是由於西方家族文化的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迅速完成了向工業、城市文化的轉型，而對中國家族文化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傳統未開化文化和鄉土文化的階段，這從橫向來看必然具有“中國特色”。而中華帝國的近代隕落，與當代中國及海外華人崛起的反差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特色。但課題組認為，近代中華帝國的隕落不大可能是家族制度等傳統因素起決定作用，相反卻極有可能是因為生產力水平的相對落后制約了中國家族制度、家族企業的開放度與融合外部資本的水平。

　　第六，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均有旺盛生命力，都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理論與實踐均應重視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尤其要關注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的現代適應。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在經濟社會變遷中具有高度適應性，尤其在歷次經濟政治危機中，兩者均起了穩定作用。與發達市場經濟體相比，中國的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不是泛濫而是發展不夠。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的發展以開放為基礎，因此家族企業要發展就要逐步完善外部支持體系，促進家族與家族企業的有效開放。當然，從長期來看，家族與家族企業都不可能無限開放、無限社會化，而只是相對的，所有者與經營者普遍具有家族取向，絕大多數企業仍然傾向於家族控制，家族企業社會化往往以家族能否控制為底限。

　　三、成果意義

　　該成果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首先，對家族企業史系統的、整體的研究，彌補了此前家族企業史研究普遍斷代、零散的問題﹔其次，從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互動關系的視角，將家族制度與家族企業，尤其家族制度理解為動態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再次，從理論與實踐出發，驗証了家族企業的長期普遍性，這有助於減少家族企業歷史地位的爭議，讓理論界重視家族企業﹔最后，通過理論及史實，論証了家族企業長壽及富不過三代、所有權傳承諸子均分、經營權子承父業的普遍性等方面的問題，消除了家族企業傳承理論與現實的錯位。

　　該成果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一方面，課題從理論與實踐出發研究表明：家族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長期普遍性，肯定了家族企業在企業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這有助於引起社會各界關注，進而重新考量家族企業，構建符合現實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對微觀經濟行為主體企業、個人（家庭、居民）、政府進行指導，從而提高經濟運行效率，讓個人和家庭得到應有發展。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我國家族文化、家族組織對現代經濟的適應是積極的，而不是被動消極的，這就提醒我們需要對家族文化加以必要的引導、規范，而不是簡單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