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鄭師渠教授 （圖為資料照片）

　　由北京師范大學鄭師渠、史革新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研究”近日已完成。本項目成果有二：《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國民中華民族精神認同現狀調查》。
　　《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內容簡介
　　全書除總論外，共五編，約60萬字。
　　總論　共三章，另一附錄。
　　第一章民族、國家與民族精神
　　民族意識，是指一個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識，是一個民族對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價值和文化傳統的自覺。它是主觀認同的結果，即民族意識是通過民族認同來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和民族認同密不可分，民族之產生離不開這種主觀認同。“民族”與“國家”在許多學科和現實生活裡總是息息相關、相提並論的，甚至在有些情況下可以相互替代。可以說，二者構成一個共生體，民族是生命體，國家是組織者。民族精神屬於觀念、意識范疇，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心理狀態、價值觀念、思維旨趣的集中體現，是該民族文化的內核和靈魂。其成因，包括有自然環境的影響﹔歷史變遷和社會發展的作用﹔杰出人物的垂范和宗教、國家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其功能則有：精神支柱、凝聚力量、精神激勵等。
　　第二章 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與內涵
　　先秦秦漢之際，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成為了中華民族精神最終形成並繼往開來最重要的歷史時期。
　　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包括：“和”﹔“重德”﹔“自強不息”﹔“愛國精神”。其中，“和”處於最高的哲學的層次。它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宇宙觀、價值觀、人生觀與思維方式，從而滲透、制約和規范一切。重德的核心是體現“和為貴”、“仁”的人生觀。自強既是遵循陰陽相反相成的“天行”，又是以和為哲學基礎的，所以它突出了變革日新，而與以鄰為壑的“強人”觀念劃開了界線。愛國精神則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特質在民族、國家危難之際，最集中、最有力的迸發與升華。要言之，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與特質，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深沉的理性與崇高的德性。這就是強調在實踐道德的基礎上，堅持自強不息、和而不同，將理想與實際相結合，進而追求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物質與精神的和諧與統一。正是這種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精神，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使中華民族生生不已，歷久彌新。它顯示了東方文明自身的價值和獨到的智慧。
　　從總體和宏觀上看，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大致可分成古、今兩大時期和前后五個階段：第一，先秦秦漢：中華民族精神的發軔與形成﹔第二，魏晉南北朝隋唐：中華民族精神的整合與發舒﹔第三，宋元明清：中華民族精神的深沉發展和進一步升華﹔第四，晚清民國：近代中國社會的劇變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重鑄”﹔第五，新中國：中國的崛起與中華民族精神的新發展。
　　第三章 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
　　首先，站在時代高度，將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作為國家戰略來實施﹔其次，創造良好環境，為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打下堅實基礎﹔再次，加強制度建設，為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提供強大制度保障﹔最后，加強文化建設，為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提供豐富養料。
　　附錄：中華民族精神研究概述。
　　第一編：先秦秦漢：中華民族精神的奠基。第一至三章。
　　中華民族精神的淵源可追溯至炎黃時代。炎黃文化的核心是華夏諸族同根共祖的觀念，是兼容並苞共同開創未來的觀念。炎黃文化成為中國開啟文明時代的象征，是諸族凝聚的標志，是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源頭所在。
　　黃帝之后的堯、舜、禹時期，依然持以兼容並包為核心的凝聚精神，使華夏族進一步發展。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劇烈動蕩和迅速發展，諸少數族都或多或少地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向華夏族諸國靠近，創造出輝煌燦爛的諸少數族的經濟與文化，並且對於華夏族也產生著重要影響。這不僅為秦漢大帝國的出見奠定了社會成員構成方面的基礎，而且華夏民族精神也在這個過程中得以錘煉，再經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精英的總結與升華，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在先秦時期已經基本形成。
　　先秦時期發軔和初步構建的中華民族精神，體現了尚“和”的取向，主要包括“天下一家”的統一精神，自強不息的開拓精神，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秦漢帝國是大一統國家的形成與鞏固時期，隨著大一統政治局面的不斷穩定與發展，民族精神成為了維護國家統一的紐帶和促進秦漢時期疆域的拓展與民族融合強大的精神動力。華夏族在秦漢時期融合為新的漢民族，漢族與少數民族又共同構建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與此同時，民族精神其本身也緣此得到了進一步彰顯和真正初具規模了。
　　第二編 魏晉南北朝隋唐：多民族融合與民族精神的整合。第四至第七章。
　　東漢后期，天人感應神學體系的崩潰使得儒家傳統的道德規范、價值觀念受到質疑，從而開啟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新篇章。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一個缺乏權威思想的轉型時代。這為思想的自由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民族精神也由此轉向內涵發展。魏晉士人向內發現了人自身，向外發現了自然的美，致力於開掘自由的人性，追求適性逍遙，以審美的眼光觀照人生，形成了以儒立身、追求超越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詩化人生模式，熔鑄了中國“樂感文化”的特色。葛洪等人在肯定儒家太平社會理想和道德規范的同時，吸收道家重視個體生命、追求超越現實的生命意境的因素而改造原始道教。佛教吸納儒道家思想而中國化。禪宗肯定自力和以審美的眼光來看待宇宙的取向與儒家、道家致力於詩意人生的精神一致。儒道佛思想日益整合，進一步發展了中國文化以人為本和實用理性的特點。魏晉玄學理性思辨的發展，促進了理性精神的崛起。以民為本的精神被廣泛認同並落實到政治實踐中。
　　從魏晉南北朝的政權分立，到隋唐的政治大一統，隨著各民族之間的不斷交往與融合，和“天下一家”格局的形成，時代的民族觀念出現了較為顯著的變化。從夷夏觀念來講，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特點是嚴明夷夏之別，這是東漢以來特別是魏晉時期民族矛盾不斷激化在民族觀念上的一種反映﹔隋唐夷夏觀的主流是倡導“華夷一家”，這與魏晉南北朝四百年民族融合、隋唐大一統政治的寬闊胸襟、隋唐族源從西魏、北周一脈相承而來等因素，都有密切的關系。從正統觀念來講，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各政權為謀求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對於政治統緒爭論不休﹔隋唐則隨著大一統政治的建立，民族一統意識得以加強。
　　從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國家長期分裂，中經大一統隋朝的短祚，再到唐朝安史之亂后形成的藩鎮割據局面，使得從“廟堂”到“士林”，人們普遍具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而這種民族憂患意識，往往又與人們的重史精神結合起來。人們關注史學，是希望從歷史的總結當中汲取治國安邦的經驗教訓。於是乎，注重於經世致用，便成為這一時期歷史撰述的重要旨趣。魏晉南北朝史學有鑒於國家分裂與社會動蕩，其經世致用的主要表現是或倡言風教，或致力於正一代得失﹔唐代史學的經世情結，初唐主要表現為“以隋為鑒”，中晚唐則主要是以資政為特色。
　　魏晉隋唐時期從紛亂走向統一的歷程為南北互通、中外交流提供了波瀾壯闊的背景，促進了多元文化的交融與涵化，從而孕育出恢宏的盛唐文化，在詩、文、書、畫等方面為后世確立了典范。民族精神經由思想和文藝典范的流衍而深化，為宋代文化轉向世俗化和精致內斂提供了基礎。
　　第三編 宋元明清：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與民族精神的升華。第八至十四章
　　此期，尤其經元、清兩朝，民族得以在更大規模上進一步融合，至清代，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了鞏固與發展，以漢族為主體、“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經數千年磨合，終抵於完成。與此相應，發端於先秦的“大一統”與“天下一家”的觀念，愈加深入人心。元朝的忽必烈在即位詔書裡說：“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這就是說，他強調自己既繼承了中原自漢武帝建元以來的歷史傳統，同時也繼承了中原儒家大一統的文化傳統。同樣，清朝的雍正對歷史上的夷夏概念作了新的闡釋，他說：“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懼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他強調，凡在大清帝國以內的各民族，都不應再分夷夏，而當看成都是共同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盡管大一統與天下一家的思想發端於先秦，不過，在很長的時間裡，它還只是一種思想或理想﹔而緣於前者，尤其到了清中葉，則具備了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很顯然，所有這些，都為中華民族精神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平台。
　　宋代理學的興起，則是此期中華民族精神深沉發展和獲至進一步升華的重要表征。理學起於北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並正式確定為官方哲學，延及元、明、清，近七百年，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影響至深。理學是儒釋道融合的產物，是在彼此吸收基礎上的再創造，其勃興顯示了中華文化的包容與創新的民族特色。同時，理學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從本體論的高度論証了封建倫理綱常的合理性，不僅令傳統儒學獲得新生，形成新儒學，而且使之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精致、深邃、圓融、內斂的哲理思辨風貌。這種學術既被后世奉為官方哲學並成為中國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提出以“道”或稱“理”為指導原則，將宇宙、人生、國家、社會、入世、出世、公與私、生與死，都熔為了一體，在進一步熔鑄和提升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自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同時，憂患意識和經世思想的並興與互為表裡，彰顯了此期獨特的民族氣節觀和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方面革新、更化的價值取向，復令此期的中華民族精神，特色獨具和帶上時代的印記。尤其明清之交，社會經濟文化新因素的出現，加之“改朔易色”、“天崩地解”的社會大變動，更激發了人們反省既往、追求新想的批判精神。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開始萌發了某些近代的意識。這在義利、公私之辯，民本觀和實事求是的觀念等方面，表現的更加鮮明。西學與中學關系的討論，在士大夫中間，也開始成為了重要的話題。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大思想家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倡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與社會責任感，預示歷史行將發生深刻的變動和中華民族精神必將迎受新時代的洗禮，從而獲至新的發展。
　　第四編 晚清民國：近代中國社會的劇變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重鑄”。第十五至十九章 。
　　第十五章 民族危機與民族覺醒
　　近代中國因列強入侵，民族危機日亟﹔與此同時，國人奮起救國，民族意識日趨覺醒。其歷程有四：鴉片戰爭后先進中國人開始開眼看世界﹔中日甲戰爭后民族意識的初步覺醒﹔五四運動期間民族覺醒意識的升華﹔抗日戰爭期間民族覺醒的全面高漲。與此相應，批判傳統，主張“重鑄”“國魂”即民族精神的呼聲日高。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國人對於民族精神的認識和追求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突出體現為兩點：一是用現代觀念深刻反思國民性固有的弊端，激烈抨擊舊傳統、舊思想對國民精神的禁錮。二是高張科學、民主的旗幟，為國民精神賦予了更為鮮明的時代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