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乡村医生的选择

　　口述人曾太平、曾宏图

　　曾太平，男，64岁，乡村医生，平凡村一组人，是曾宏图的父亲。20岁起开始在平凡村卫生室行医，先后经历了公费医疗、合作医疗、买断经营和当下进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4个阶段。2002年，因在外行医的儿子回家，56岁的他奔赴浙江温州，开起了“黑诊所”，体会到都市谋生的机会与艰难。2009年，因儿子再次外出行医，所以他返乡继续行医。

　　曾宏图，男，38岁，乡村医生，平凡村四组人，曾太平长子。90年代从县卫生学校毕业后，在一家私人诊所行医两年。此后欲去上海、广州闯荡，被父母阻拦。其父曾太平希望他子承父业，但因在农村收入有限，他不安心在乡行医，先后赴西安、广州、长沙等地谋求行医之所。2009年10月在县城暂且站稳脚跟。2010年年底，在“黑诊所”营业8个月之后，他因不堪忍受轮番罚款，外出给别人打工。

　　引子

　　说起乡村医生，很多人肯定会想起“肩背药箱，头戴草帽，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的形象。在上个世纪60-80年代，农村普遍建立起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赤脚医生作为农村医疗的主力军，身影遍布农村，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救死扶伤，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赤脚医生，特别是其中的父亲，很完整地经历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现在父子俩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农村的医疗卫生基本上没有“钱途”可言，过个日子都困难。父亲本想让儿子承其衣钵，儿子却有自己的选择，希望到外地或县城谋求更好的发展。年逾六旬的父亲不想放弃这个“饭碗”，纵然廉颇老矣，依然坚守在医疗岗位上。

　　口述实录 父亲：想起以前，感到蛮骄傲

　　1966年，我20岁，大队的卫生员张永龙不搞了，我哥哥在村里搞干部，他说让我搞。让我搞呢，先就到镇卫生院学习两个月，回来了就开门给别人看病。反正我是边学习边给别人看病，每个星期到乡卫生所学一次，每半个月到镇卫生院学一次。1976年，我到县卫校进修。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大队一个月只有10支青霉素，都是上面按计划发的。我们受别人尊敬得很，别人接我去出诊，都安置吃饭喝酒。现在还谈个屁啊，他来你这里看病你还要给他烟抽，呵呵！

　　我给别人看病，大致经过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七十年代。我在大队当卫生员，和别人出工一样，我也是记工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背个药箱子在田坎上走，里面放一点点红汞、碘酒、仁丹水啊，再就是几颗丸子，反正每天都要到村里转一两圈。这个阶段是国家最重视药物预防的时候，一年有两次，主要是预防疟疾。除了搞药剂预防之外，还有一些计划范围内的预防，比如小儿麻痹症、白喉、破伤风、麻疹、结核。这都是定期要搞的，月月都有。我们把预防药领回来之后，就到各小组去打。这个时候就是青霉素太少，都讲计划分配。一个月一个大队才分10支，根本就不够用。我记得那个时候八组的周水军得了骨结核，他当时只有五六岁。有骨结核肯定是要有足够的青霉素来跟他消炎的啥，但是我们一个月才只有10支，总不能都跟你一个人用了啥！就算我全部给你用掉，也只能打10天。但是骨结核要花好几个月治疗，困难得不得了，所以他就跛了。

　　第二阶段是搞合作医疗，从7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以前。每年每个农户只需要交2块钱的合作医疗费就可以免费看病。我们村那个时候大概有1300多人，一年可以收2600多块钱。村民来看病，我们只收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的钱都不收。那个时候看一个大病也不需要多少钱。这个阶段也主要是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看的都是一些小伤小病，稍微大一点的病就往区里和镇里的卫生所送。那时也遇到一些蛮棘手的事情，比如脑溢血，要是哪个人得了脑溢血，我是没有办法的。你有条件，你就搞到医院去，不然只有在家里等死。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户各种各的田，不计工分了，我也分了一些田。卫生室呢，村里继续交给我搞。1989年，我开始买断经营，自负盈亏。虽然是个体经营，但要受上级卫生院的管理，每年还要交给镇卫生协会300块钱，后来交600块钱，现在交700块钱。

　　改革开放之后，条件就好很多了，药品也充足了，你想打吊针就打吊针，想打屁股针就打屁股针。那个时候打两瓶子液体，大概是13到15块钱，我可以赚五六块钱。到90年以后，要收26到28块钱，可以赚15块钱。

　　最近这几年病人少，赚不到么子钱。我大儿子不想在家里搞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跟病人打两瓶液体收他26块钱，他还嫌你收高了。老百姓不管你用的药是好是坏，也不管他的病好得是快是慢，他只在乎最后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很难搞？

　　我在浙江温州开过一段时间的诊所。2002年热天的时候，我大儿子和儿媳妇从西安打工回来。我大儿子读过卫校，也是搞医生的。他回来了我就要把位置让给他搞，所以我就想出去搞。有些老乡就建议我到浙江温州去搞，因为那个地方的湖北老乡蛮多，可以搞个小诊所专门给老乡看病。

　　2002年6月我在温州市的郊区租了一个门面，买了一点日常用药，就开始搞。病人主要是一些小商小贩、打工仔，都是外地人。在外面开诊所，收费就高一些。输两瓶液一般收35块钱。再加一瓶呢，就加10块钱。一次可以赚个20到25块钱。第一年我亏了800块钱，第二年才开始赚钱，生意打开了嘛！第3至第7年，这5年平均每年赚个2万多块钱。

　　去了这么多年，卫生局来抓过5次，我到卫生局里去了3次。他们让我去我就去咧！第一次抓到我的时候，他们警告我不要再搞了。第二次把我抓到之后就要我罚款。我哪里有钱交给他们呢，就没交。他们当中有一个老头子，我听起来是么子意思呢，好像就是说，你偷偷地搞，不要把药摆在外面，搞点烟酒在外面。后来他又抓到我，只劝我不要搞了。那个时候我的收入还可以，一年到头吃了喝了还能节余2万多块钱。你说我回来屋里搞么子，哪个给我饭吃？

　　儿子：希望孩子将来过得好2002年我从西安打工回来，一直到2009年上半年，一边在屋里种田一边在开诊所。诊所一天也就赚个20块钱。我们种了5亩田，其中有一年种了10亩田。棉花卖3块钱一斤的时候，我种了5亩田；后来我种10亩田的时候，棉花的价格跌到1块7一斤。一家屋里有4个人要生活，要是困在屋里的话，每年至少要倒贴出去万把块钱。

　　我们平凡村1300多人，很多人外出打工了，留在屋里的人都是一些老人和小孩，青壮年劳动力都蛮少。老人有个么子病，一般都忍着，拖着不看。加上十组那边还有一个医生，所以我这里基本上没有多少病人。

　　我的两个孩子呢，在屋里读书也读不好。大的已经上初中了，小的在上幼儿园。农村的条件，你又不是不晓得，教育条件差得很，还老收钱。我的心里也蛮急。

　　2008年下半年，我想出去打工，就跟我爷爷（爸爸）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回来。他当时在温州开诊所，不想回来，就在电话里跟我吵，摔电话，要死要活的，所以我就忍了一年。

　　2009年春上，我到外面办假证，准备出去打工，主要是办执业医师证、医师资格证和大学毕业证。3个证总共400块钱，把证拿到之后，我就跟一些朋友联系，他们介绍我到广州一家私人医院去坐诊。过去之后呢，那个老板说假证不能到市卫生局注册，不能注册的话就不能接受我。回到家里几天，我跑到沙市去找位置，后来在外面大概跑了一个多月，广州啊，长沙啊，还很跑了一些地方。包括办假证等七七八八的事情加起来，总共花了1万多块钱。

　　最后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来到了自己县城，找到现在这个地方。我是2009年8月来县城的。找了几个地方，觉得这个位置还不错，租金1万块钱一年。当时我手上还剩多少钱呢？只有7000多块钱。后来我找我妹夫借了万把块钱，买了一些药品、病床和诊疗仪器，就开始营业。刚开始诊所里面搞得蛮简陋，空调也没装，电视、椅子也没买。我们租来住的房子也非常小，一家人睡不下，我就睡在病床上。

　　开张搞了两天，没有生意。结果第3天，卫生监督局的人就来了。他们给我开了一张罚单，要罚我1万块，并立即停止非法行医。后来我找熟人，找卫生监督局的领导，罚了6000块钱，就不了了之了。

　　2010年春上，卫生监督局的人又来找我收钱，我交了5000块钱。

　　我在这里给别人打吊针，一次收40块钱。有的医生收20、30块，有的收90多块，不等。我定的价呢，不算高，也不算太低，太低了我生存不了，我还是凭自己的一点良心。现在好多人跟我说，“你要是搞了个证就好了，走上正路。”说是这么说，大家都会说，但是这个证怎么搞得到呢？困难太大了，我没有那个能力走上正路。考证呢，我也考过两回。第一次是2007年，考得很差。第二次考试，差三分过线。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考过，等于说是放弃了。我算了一下，现在考助理医师证，再过5年考执业医师，到那个时候我都四十几岁了，年纪大了，而且能不能考过还是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这个诊所维持下去。卫生监督局抓得很紧，国家的卫生政策也越来越好，以后病人看病估计都会在社区医院看病，要便宜好多，所以我们这些诊所以后就没得市场了。我现在是边搞边观望，要是以后有钱了就搞点别的生意，这样搞太担风险了。

　　我1988年进卫校，学的是西医内科。我的同学里面，有的父母在县医院，有的父母在镇医院，毕业了根本不愁工作。我呢，没钱没人，就回老家了。我爷爷（爸爸）看我在屋里没事搞，就托关系把我送到平凡村卫生室。第二年，镇里专门成立一个计划生育服务站，我去当了一个临时合同工。从1992年到1994年，我一直在那里工作，工资从106块涨到160块。我当时在镇政府的食堂里面吃饭，一餐饭在2到3块钱左右，一天大概需要6块钱的生活费。一个月30天，就需要180块钱的生活费。工资根本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我干脆辞职了。

　　我早听说广州那边在搞开发，只要过去就能找到事做，而且工资比内地多一些。后来我又听一个朋友说，上海浦东那边也在搞开发，那里有大世界娱乐城，豪华得很。我先坐汽车到武汉，再从武汉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上海火车站。我一下车，不知道上海有哪些地方，只知道我要到浦东去。逛了两天呢，感觉那里的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别人接受不了我，我的能力还是不行。

　　回来之后我就找了几个蛮铁的朋友，商量一起到广州去闯。这个时候我爷爷姆妈来了，就在桥头等我。他们一见到我就吼起来了：“你长大了，翅膀硬了，飞得动就不管我们了……你今天不跟我们回去，我们就从桥上跳下去。”

　　回到家里我又没事搞，后来我爷爷安置我结了婚，就把诊所让给我搞，他自己在村子的另一头开了个小诊所。我在屋里搞了几年，没搞到钱，1999年就到西安打工去了。我在西安搞了一个诊所，我老婆在那里卖衣服……

　　我现在之所以尽力搞事，主要为了两个小孩。我出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读书环境。在外面搞事，我苦一点没关系，只要日子过得好一点。以后小孩要发展，你必须要有一点经济支持。

　　采访手记

　　2010年年底，我接到曾宏图打来的电话，他说这次县卫生局也出动了，要罚每个黑诊所5万块。他通过找关系，交了2万块钱，希望可以继续在县城生活下去。不料，过了半个月，卫生监督局的人又来了，要罚他的款。他忍无可忍，与前来执法的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来离开了县城。

　　我问曾太平，您搞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有没有什么心愿？他说，以前生意不好的时候，我有点坚持不下去，但是镇上的一个老医生跟我讲，你继续搞，你们搞了一辈子，国家会帮你买个社保的。我现在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曾维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