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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坛新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曾维康数年来深入江汉平原的一个村落,采访26位乡民,以口述实录形式——

翔实报告当下农民“原生态” (7)

  2012年03月12日15:36  来源:文汇报

  一个民办教师的30年

  口述人张新平

  男,49岁,乡村民办教师,平凡村九组人。曾任平凡村小学校长,亲历平凡小学从无到有,由盛至衰,最后消亡。2006年,学校里只剩下他一位老师和36位学生在坚守。2008年底,学校关闭,他只身一人到温州打工,因多次受挫,最后回家种田。他的教龄长达30余年,经历了从民办教师到代课教师,再到聘任教师的阶段。

  引子

  张新平是我小学时候的老师,那时他是平凡村小学的校长,威风凛凛。

  民办教师忠诚于教育事业,默默耕耘在基层尤其在乡村学校。进入新时期,随着1997年9月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7]32号)之后,各级人民政府加大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工作力度,使民办教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因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加上历史遗留问题,对民办教师提出的部分要求未能妥善解决。

  国家对民办教师的政策在变,民办教师的身份地位也在变。张新平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口述实录 一校之长:从辉煌到落寞

  记得那天我姆妈去找我,我正在师父那学艺,在做一个木椅子。

  姆妈问我:“你是想学艺还是想去教书?”

  这一年是1980年。就这样,我就卷起铺盖卷从我师父那里回来了。

  我能够回来教书,跟我父亲有一点关系,因为他是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当时平凡小学的校长是刘精忠,李民光老师要退休了,差一个老师,这样我才替补进去。

  1980年到1985年,我一直都在平凡小学教书,一个月48块钱。1985年的时候,上面搞教育改革,不仅要对我们整个区的小学教师进行考核审查,而且还要求我们进行跨村流动教学。第一年我仍然留在平凡小学教书,到了第二年,我就被调到隔壁的邓桥村小学去了。一年过后又被调回来。我记得这一年是1987年,从这以后我一直在平凡小学教书,先是分管学校的财务,后来担任教导主任。1993年,我开始搞校长,一直到2008年平凡小学停办。

  我最得意的时候,就是我刚当上校长的时候。从学前班到五年级,一共6个年级,总共有250多个学生、10个老师,是平凡小学史上的高峰期。我们的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啊!像杨学勤、张家旺、李银波,都是在我当校长的时候考到镇中学去的,后来杨学勤还考到市重点中学去了。我在邓桥村小学搞跨村教学的时候,带五年级的语文,那一年全区组织分年级的双科竞赛(语文和数学),结果我带的一个学生考了全区第二名。因为这次竞赛,我得了一个“优秀教师”的奖状,外加200块钱的奖金。那可是1986年啊,你说200块是个么子概念?

  高峰期过了之后,学校的生源就越来越少了,加上有些学生选择到其他的小学去上学,平凡村小学的规模开始萎缩。到了2000年,镇里的教研组考虑到这些情况,就开始并校。平凡小学在这一年就把四五年级撤了,并入区小学。从学前班到三年级,最后学校还剩下108个学生,4个老师。

  到了2005年的时候,学生急剧减少。2006年,只剩下36个学生了,老师就我一个,成了“光杆司令”。幼儿园我教不好,我请了一个人来教,一个学期给她1200块钱。上面考虑到我们是边远地区,交通不方便,一些低年级的同学如幼儿园、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同学,来来回回都不方便,所以让我坚持教下去。要我教我就教咧!我一个人教,搞复式教学。我一边给一年级的同学布置作业,一边给二年级的同学上课,就这样坚持了两年。我的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划拨,一个月500块钱。我领的工资还是高的,上面给我发的是一个半人的工资,其他村的老师一个月只有300块钱。每个学生一学期我收120块钱的学杂费,其中书本费30多块,向上级教育组上缴10到20块,再除去一些其他的费用,最后剩下50多块。36个学生加起来总共还剩2000多块。这是我在跟你满打满算,实际上有好多学生都没交报名费,家长都来招呼,因为都是一个村的,关系还可以,所以就欠着。

  种田也不行。都说民办教师是“亦教亦农”,和公办教师相比还有几亩责任田,但我根本就不会种田,我老婆一个人也种不好。我老婆为了搞点买菜的钱,就在学校帮忙烧火,做早餐给那些幼儿园的孩子们吃。一个孩子一天1块钱,每个月收30块钱。我告诉你,这个钱啦,蛮不好收。有的孩子感冒了,3天不来,家长都来找我们退3块钱。

  2006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学生越来越少了,我开始考虑到自己的将来怎么办?很担心。好像教育的末日来临了。你还能搞么子呢,毕竟人已经老了,已经到了黄昏,有些悲观。出去打工,年纪大了;种田吧,也搞不好农活。你说挣钱吧,搞了一生,也没挣到么子钱,还负债累累,一年下来入不敷出。

  我从1980年春参加工作到现在,从教31年,共参加过三次“民转公”考试。全县每年只有百把人能转正,而全县等待转正的民办教师却有1500人左右。我们是每6年转正一次,在我任教期间连续转了3次。我一次参加民转公考试是1986年,第二次是1992年,第三次是1996年。1996年这次考了之后,县里就跟我们说,这是最后一次考试,之后就不再考了,成绩保留,以后转正的指标就以这次的成绩为准,从上往下逐年转正。

  2000年的时候,上面又搞教育改革,把一批持有红卡的民办教师全部砍下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持有绿卡的老师在教书。这个“绿卡”呀,是指由市教育行署发的合格民师证,“红卡”就是不合格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像我们这些合格民师是直接可以转正的。

  2002年,县里又组织了一次转正考试。这次转了100人,也是最后一次,之后就把我们买断了。买断的钱是按教龄给的,一年260块钱。比如我教了20年,就一次性地给我5200块钱,让我回去。这是2002年的一次改革。

  从此以后,就没有“民办教师”这一说了。

  因为农村偏远地区的学校差老师,城里的老师又不愿下来,上面就开始返聘我们,每个月发300块钱的工资。我们也从“民办教师”变为“代课教师”。

  2008年底,我的心情坏极了,我坚持不下去了,就把学校给了结了。我找到乡管理区教育组的领导,“还有二三十学生,交给你们了。我干不下去了,把自己都养不活。”

  他们跟我做工作,“你继续搞,说不定哪天会跟你转的?”

  我说:“我已经没有信心等下去了。以后要是上面下来关于民师方面的政策,您们帮我注意一下,比如填表、上报名册什么的,就跟我说一声。”

  学校关了之后,很多人就瞄着这里。村里首先提出来要收回,我不肯。后来又有人说要把学校承包了养猪。我当时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肺都快气炸了!还有人说,村里的路不好走,到处是坑坑洼洼,想把学校拆了去铺路。我一肚子火!后来我干脆跟村里说,我出3000块钱把学校这块土地承包10年。

  温州之行:世界很无奈2008年我在家里种了一年田。刚好那年形势不对,闹金融危机,我想出去打工。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出去过,11月份的时候,棉花还没有收下地,我就搭车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搞了几天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又回来。

  我在那里搞不好。年龄大一点不说,虽然“开花”(将废布条塞进机器碎成棉花类的东西)不嫌年龄大小,但我就是安插不进去。怎么说呢?因为开花一个人不行,要有一个帮手。一个机台,需要一个人开花,一个人装包,如果不及时装包的话,开出来的花很容易把机器堵死。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搞一搞、停一停,很慢,影响了工作效率。

  开花机基本上24小时都在转,人歇车不歇,几班倒。开花其实蛮简单,就是脏得很、累得很,长期搞这样的事,容易得肺结核。

  接着我又给别人“放布条”。每放一层布条,就要往上面洒点水,一来怕有灰,二来撒点水分,更压秤一些。我放布条每斤拿3分钱,但是我的速度就慢一些,因为里面还有一些杂色的布条,比如灰色、黄色、绿色的,我要先把它们挑出来。维良哥放的是杂色的布条,2分钱一斤。虽然价格低一点,但不用仔细挑,速度快。

  我干了一天半,总共放了2000多斤布条,大概60多块钱。如果是一个熟练工的话,一天可以放5000斤左右,100多块钱。所以老板老说我搞少了,抱怨。第3天的时候,维良哥来我这里,找到老板,希望老板给我安排住宿、吃饭的位置,让我留在这里搞事。

  老板一听就不高兴了,“他搞的速度太慢了,你看他一天半的时间才搞了这么一点点!”然后他们俩就吵起来了。

  维良哥可能急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你既然要他走的话,就拿钱来,不拿钱的话就不行!”我一跑出来,就看见维良哥和老板在推推拉拉。那个老板好像在骂人,温州口音,难懂得很。后来维良哥也开始骂,用的是我们这边的土话,估计老板也听不懂。

  维良哥说,“他嫌你搞得慢,想炒你,我找他要钱走人,他还不给。”

  那天我心里蛮不舒服,不平衡得很。你说我教了30多年的书,最后还沦落到外地打工,漂流到异乡。感觉就是很难受。在维良哥家里呆了一天,闲不住。后来维良哥叫我去找另外一个老乡,叫幺垓。幺垓在另外一个村开茶馆,搞六合彩、赌马之类的生意。没想到的是,我在那里遇到我的高中同学、一起教过书的同事胡绪美。晚上我和绪美在一起过夜。第二天他向老板请了假,带我去找工作。他先把我带到他原来工作过的纸管厂,但那里不需要人。然后又找到一家餐馆,正好老板出差了。最后来又找到一个做漆的作坊,就是买一些原料自己熬漆,一天40块钱。老板说,现在金融危机,效益不太好,要不然你先回去,等明年形势好转了我再叫你来。我一想,算了,工资又少,油漆的气味又难闻。12月初的时候,我给维良哥、小青、绪美、幺垓、德美打了电话,就回家了。

  重回课堂:站在讲台真好2009年暑假,我正在家干农活,区小学的周校长来找我,让我去教书,说我在家里造孽,给别人做小工也搞不了多少钱。8月28日,我又回到了三尺讲台,我的称谓也由“代课教师”改为“临时聘任教师”。

  刚好在这一天,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解决辞退民办教师养老保险问题的指导意见》(鄂教师[2009]11号),“决定一次性将其纳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是这么规定的:“从1996年1月1日起补缴养老保险费,补缴比例为20%,其中:自1996年1月至被辞退前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由当地财政负担12%,个人负担8%;被辞退后所需缴纳的费用全部由个人负担。”后来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又下发了一个文件《关于辞退民办教师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说明》,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又作了补充说明,上面总算要给我们办保险了。

  我们这些临时聘任的教师,由财政下拨的工资是每月500块钱,但按规定是670块,所以我们还在努力争取。

  采访手记

  张新平对我说:“我教了一辈子书,从民办教师到代课教师,再到聘任教师,称呼都换了好几个。现在我都已经老了,就是不知道将来国家对我们会怎样?”

  ——曾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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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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