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王乐

　　当笔尖落于整部报告的尾页，在最末一行的文字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两行热泪滑落在曾维康的脸际。这部题为《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的调查报告，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曾维康的毕业论文。

　　这是一部21世纪中国农民的生存报告，是一部浓缩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命运、奋斗与希冀的心灵史。曾维康告诉我，在提笔写这部调查报告前，每到夜深人静时，他的耳畔就会听到隐隐约约的人声，父老乡亲的面孔，便模糊地浮现在眼前，他们仿佛正一个劲儿地想说些什么……这种感觉已持续近一年了。最近半年，这断断续续令人牵肠挂肚的声音，越发频繁地活跃在脑中，一如老母亲对远行的儿子千叮万嘱，夹杂着昔日的光景，刹那间纷至沓来……

　　生于斯、长于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求学；无论脚下的城市怎样繁华，无论曾经多么渴望成为一个“城里人”，少年时代承蒙乡土的恩泽，始终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在学生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作为农民的儿子，曾维康听到了故乡的召唤，他回到儿时的大地打算为那里的人们作传。

　　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奋斗，从1949年或更早之前，他们未曾改变自己的命运、希冀和梦想，但他们的人生同样精彩；他们不富有，没有文化、没有身份，但也经历值得回味的人生——曾维康希望人们听到这个正被“现代化”渐渐遗忘的群落的声音。

　　两年前的夏初，曾维康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的电话。时任学院党委书记王健华教授将曾维康这份以调查报告代替毕业论文的《农民的奋斗》（初定名）开题报告转交给了老院长。不料想范敬宜先生一口气读完，兴奋不已，亲自给曾维康打来电话：“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完了你的开题报告，很激动，也很感动。你写的话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意义很重大。你要好好写！”范老问他有什么困难，曾维康答道，写法上有困难，不知道如何去写这些农民的故事。范老说，朴实点就好，并简单讲述了自己当年的农村生活和采访经历。他告诉曾维康，有困难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如今，25万字的毕业论文已通过答辩，修订稿也在两个月前正式完成，但被曾维康亲热地称呼为“范爷爷”的长者却溘然已逝，未能读到这部他寄予厚望的作品。“我总觉得自己进度太慢，我没能兑现与范爷爷之间的‘约定’，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讲到动情处，曾维康几度哽咽，泪水滑落脸颊。

　　一条乡村烂路开始的故事

　　位于江汉平原的这个村落名为“平凡村”，是曾维康的出生地，隶属于湖北省荆州市平原镇。

　　平原镇历史悠久，自古以来，这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曾孕育了一代名将伍子胥，造化了‘鹤泽观鱼’古容城美景。全镇现辖40个村，总人口1.6万人，耕地10.1万亩，版图面积165平方公里。境内地势平坦，河网交错，鱼米并旺，有全省‘粮食产量第一强’之称，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一切都得从平凡村里一条泥泞的乡村烂路讲起。

　　2009年春节，曾维康回到湖北老家过年。此时，距离他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硕士研究生尚不足半年。天公不作美，正赶上雨雪天气，村内的大路小路一片泥泞，到处是深浅不一的水窝。每遇上这样的天气，村里人总是怨声载道：“这还叫一条路啊？”没事的人懒得出门，在家做针线活或是看电视，有的则几人围桌搓起麻将，总之就是不想出门，免得让烂泥巴弄脏了鞋。

　　在村里生活了20多年的曾维康，对这番景象早已司空见惯。闲来无事，他转而问起村里一些长辈：这么多年咋也不修一条路？“没有钱啦，哪个来管你修路不修路？”话题一经抛出，不一会儿就吸引了路过的叔伯们驻足讨论。一个个争先恐后、愤愤不平，居然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从村干部的不作为一直讲到平凡村的历史，最后又谈到国家对农村的优惠政策。

　　直觉告诉曾维康，这是一个有着非常意义的题目。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顺藤摸瓜，从“一个村30年没有修起村公路”说起，写下了一份1.5万字的调查报告——《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基于湖北D村的田野调查报告》。也正始于此，曾维康发现，自己这才算真正开始了解脚下的平凡村。

　　“平凡村的村民都不爱平凡村，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说，‘平凡村不是个地方，像原始社会’；留家种地的人则说，‘平凡村像一个小岛，路不通、河也不通，是一个拉屎不生蛆的位置（地方）”。曾维康告诉我，据平凡村村委会统计，全村共有居民250户，总人数1376人，外出务工人员400余人。全村分10个村民互助小组（农业合作社时期组织形式，现名存实亡），总耕地面积2280.08亩，平均每人1.66亩。

　　在种植结构方面，2005年以前平凡村一直以种植水稻为主，之后因棉花利润较高，棉花代替水稻成为主要农作物。气候变化和市场价格变动直接影响村民收入，由于村民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有限，对市场行情反应迟钝，年均收入并不稳定。比如，2006、2007两年平均每户一年净收入达1.5万至2.5万元，但到了2008年，棉花价格陡跌，平均每户一年净收入仅0.5万至1万元，部分农户甚至亏本。

　　由一条乡村道路的调查开始，曾维康细数起平凡村最明显的特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停滞，地处平原的村落交通闭塞，只有一条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几座出入村庄的水泥板桥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环绕村庄的4条河流水草丛生、淤积严重；同时，村委会信誉度低，村内事务未得有效组织管理，分散性强，群众不太满意；此外，中青年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老人小孩是常住人口；村级财政负债严重，影响村委会工作……

　　从本科开始，曾维康6次到东、中、西部参与社会实践，实践内容无一例外是农村调研。在浙江等东部沿海省市，他亲眼目睹一个村坐拥500万元财政收入，这是自己家乡一个镇都无法企及的；而从西部回来，他发现平凡村村民仍是富裕的……他仔细打量起平凡村，以及这里的人们。

　　一个曾打算嘎然终止的工作

　　刘贤良，男，61岁，乡镇企业干部，平凡村八组人。因早年曾教过18年书，村里人人叫他“刘老师”。1999年，他私人预支1万余元垂先示范，号召平凡村全体村民自发修建村内第一条石子路，立下“功德碑”以告后人。他酷爱对联，曾写下“从教十八载清贫自乐，改行廿春秋美景心赏”，横批“日日而新”，描述自己的人生；

　　东方哥，男，43岁，在外养猪，平凡村一组人。13岁初中毕业开始学瓦匠，16岁出师，18岁自立门户，带着一帮人组建自己的施工队，在村内小有名气。23岁开始担任村干部，24岁被选为镇人大代表。2000年，32岁的他外出打工，帮亲戚管理猪厂。35岁，他开始自己养猪至今，通过艰苦奋斗，目前有车有房；

　　周元，男，22岁，在外务工，平凡村一组人。因个子高、块头大，高中时是学校“七霸”之一。2006年高考落榜后，就读于一所电脑职业技术学校，期望成为一名网络工程师。毕业后因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后到广州打工。期间受旁人诱惑，陷入“传销”陷阱，目前仍在广州打工；

　　周群芳，女，76岁，在家务农，平凡村八组人。12岁被送到平凡村当童养媳，16岁结婚，34岁时丈夫因病去世，没有再婚。育有四男一女。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她一个人将5个儿女抚养成人，并安置他们成家。期间，她又经历大媳妇病死、女儿车祸去世的变故；

　　…………

　　现在呈现于调查报告中的26个人物，均采自平凡村里的真实人物。其中有村干部、赤脚医生、乡村教师、大学生、留守老人、打工仔等等，有的已年近八旬，有的刚刚成人。

　　2009年春节后，哪怕曾维康偶尔回一趟老家，村里人也会主动上门说说近况。久而久之，曾维康发现了一个有趣而又可叹的现象——农民也很希望被倾听、被了解。这是群孤独的人呵！田野劳作，相伴只有畜牲，在外打工，周围是陌生世界，遭遇不公平，只能咬牙、生闷气。一旦真的融入农民们的生活，获得信任，他们会掏心窝子，称呼他“小曾”、“小兄弟”，动情处甚至忍不住流泪。2010年春天，当曾维康萌生以平凡村为样本，以口述史形式还原农民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背后的历史羁绊与时代变迁，写一部几十万字的报告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连续几夜失眠。

　　2010年5月，曾维康回到家乡调研，在村里长辈的带领下走家串户，暂定了18位采访对象。回学校后，他开始翻阅背景文献，分析、梳理调查思路。2010年秋季学期开始，他匆匆赶赴学校报到后，立即又返乡采访。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与被访者聊天，在家乡一共待了40多天，采访农民15位，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随后，曾维康辗转湖南采访一周，再到广州集中采访了半个月，与从平凡村出来的打工仔同吃同住。2010年底至2011年初，曾维康回到学校整理采访录音，并在2011年春节前再回家乡补充调研，不仅和当事人核对时间、地名、事实，就重点话题补充采访，还请村里的老人详尽梳理平凡村的历史轮廓。春节后返回学校，专事写作。

　　一度，他感到了困惑与迷茫，他纠结于这份工作的意义。看着案头150个小时的录音资料，100余万字的原始文字素材，他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到底有没有人会来读我的报告，它究竟有何价值？但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精英人士，大多数人都关心金融、股票、房产、网络、时装这些热门话题，谁会来关心这些农民？这个和赚钱有关系么，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系么？这难道不是我一厢情愿的自娱自乐？”然而，随着写作的持续进行，他没有中断，而是重新倾听每一个受访者的讲述。从小放过牛、插过秧、摸过鱼、玩过泥巴，上省城念书被城里孩子当成乡下人欺负过的曾维康明白，这里面有一种最朴素的叫作尊严的东西。

　　“我在选择以‘第一人称’作为主要写作形式之前，曾经怀疑过农民的表达能力，但我错了。”曾维康对我说，在与农民们面对面交谈时，他渐渐觉察到并非农民不会说话，而是很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认真听他们倾诉。无论如何，他决心用尽全力呈现这些当代中国农民到底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他想还原他们最原汁原味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