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對於民族精神塑造的又一貢獻在於,較為真實全面地記載了各民族逐漸融合的過程。通過這個融合過程,也體現了我們民族兼容並包的精神。如前所說,《史記》設立專門的民族列傳,真實反映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史記》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問題。如《吳太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說明吳國與中原之間的密切關系。又如《自序》所言:“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強調句踐與中原的關系。《晉世家》記載晉悼公時重用魏絳,“使和戎,戎大親附。”晉悼公稱贊道:“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體現出不同民族之間和平共處的特點。
《史記》為了展現人物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採用了一些獨特手法。因為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通過具體的行為體現出來,所以往往在人物傳記中放大某些事件。虞舜至孝,禹分九州,句踐臥薪嘗膽,商鞅變法強國,藺相如澠池相會,田單復齊,項羽破釜沉舟,韓信背水一戰,晁錯削藩,李廣治軍,張騫通西域,司馬遷發憤著書等重大事件,最能表現人物的精神,《史記》也就特別用濃墨重彩去描寫。有時則通過一個小小的細節,體現人物的精神品格,如《吳太伯世家》記載,季札出使,北行時造訪徐國國君。徐君喜歡季札的寶劍,但沒敢說,季札心裡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還要出使中原各國,所以沒獻寶劍給徐君。出使回來又經徐國,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寶劍,挂在徐君墳墓樹木之上才離開。隨從人員不解其意,季札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表現了季札誠信的人格精神。廉頗“負荊請罪”表現知錯就改,“公儀休拒魚”表現廉政,甚至不知名姓的“漂母”,其助人精神也感動后人。另外,《史記》常常通過人物的語言描寫、心理描寫以及對比描寫等手法表現人物的精神追求,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當然,司馬遷敏銳的思想,獨特的價值觀、歷史觀,滲透在《史記》中,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關鍵性作用。司馬遷是思想家,他要“究天人之際”,通過三千年歷史找到了答案:推動社會巨輪前進的是人不是天,而每個人身上所體現的精神正是社會力量的集中體現。他要“通古今之變”,強調從“變”中觀察一切,社會在變,人的精神也在變,我們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逐漸形成。司馬遷也正是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過程中,大膽突破傳統思想觀念,表達了不同於一般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正是由於司馬遷獨特的歷史觀、價值觀,使《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載體。司馬遷用自己的心血鑄成了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長城,把我們民族的精神揭示出來,其貢獻值得肯定。
《史記》所展現的先秦至漢代的中華民族精神,經過不斷的揚棄、淨化,成為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時代發展到今天,我們既要弘揚傳統精神,又要呼喚更高層次的民族精神,為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張新科 文學博士。陝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會長、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等。出版《史記與中國文學》《唐前史傳文學研究》《史記學概論》《文化視野中的漢代文學》《中國古典傳記文學的生命價值》等著作,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
(演講內容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11《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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