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中華民族精神塑造【5】

　　憂國愛國。憂患，這是個體生命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春秋戰國時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則把這種憂患意識擴大到整個社會。憂患意識有著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它飽含著生命的熱情，是人的生命意志的頑強表現，促使人發奮努力，促使人追求“生”的價值。《屈原列傳》就是這方面的代表。當社會處於分裂、動蕩之時，憂患意識會成為一種積極的時代風尚，一大批有志之士，為社會的統一、安定而憂慮。如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出現百家爭鳴局面，與思想家們的憂患意識分不開，盡管各家學說不完全相同、甚至針鋒相對，但有一個共同的時代主題，就是如何結束戰亂、統一天下。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這些思想家的自我形象，透過他們的理論主張，也不難看出他們的憂患意識。《史記》對這些思想家的憂患意識也都有表現。當然，在天下一統、新王朝剛剛建立之時，統治者為鞏固政權也往往產生憂患意識，因而也會有共同的時代課題。如西漢初年，圍繞著如何鞏固政權問題，出現了一大批憂患人物，《史記》中記載的陸賈、賈誼、鄒陽等，都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而憂患，甚至在盛世也會出現“危言”。賈誼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為可以坐享太平，獨有賈誼深謀遠慮，發出振聾發聵的憂世之言，表現出超前性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與愛國精神緊密相連的。憂國，正是為了愛國。在中國古代，愛國精神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表現，而且往往與忠君連在一起，但它已作為我們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積澱下來。《史記》所記藺相如在澠池會上奮不顧身維護國家尊嚴，在內部不願與廉頗爭功，而是“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為國家忘自家、克己奉公，卜式輸財助邊，濟國家之困，李廣反擊匈奴，保家衛國等，都體現了愛國精神。

　　崇尚德義。西周時，“敬德”思想就已成為衡量國君的一個重要條件。此后，社會急劇變化，人從神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人成為主宰自己行動的主人。而要真正做人，就必須注重道德修養。孔子的仁學思想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就個體人格而言，孔子強調“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孟子更追求大丈夫人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儒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格追求，給有志之士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在《史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許多國君德厚仁愛，受到民眾擁護愛戴﹔而暴虐如桀紂的國君，則被民眾推翻。《鄭世家》記載子產的話語：“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執政者不得不實行一些於民有利的措施，以顯示自己的仁德，尤其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像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文帝等，被人稱為仁愛之君。即使像“春秋五霸”，也時常打出仁德的旗號，以爭取人心。《孝文本紀》記載：“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當然，在《史記》中，我們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風亮節。伯夷、叔齊不願食周粟而餓死﹔屈原為保持高潔人格而沉江自殺﹔魯仲連寧願“蹈東海而死”，也不忍秦國稱帝﹔尤其是《趙世家》記載的“趙氏孤兒”故事中的公孫臼、程嬰等義士，為保護趙氏孤兒而犧牲自己譜寫出一曲動人的樂章。

　　《史記》所表現的民族精神，除以上所述外，還有：維護正義、反對邪惡﹔團結友愛、忠於職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