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中華民族精神塑造【6】

　　《史記》對民族精神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史記》所表現的中華民族的生命及其精神，並沒有隨著時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沒有隨著歷史的過去而凝固，而是一個繼續流淌著的過程，它是傳統精神，但經過淨化、升華之后又變為現實精神，並指向未來。

　　《史記》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空洞的，是由無數個實實在在的個體身上所體現的精神而形成的，流淌在我們民族的血液中。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我們的民族精神就從這裡開始發源。民族生命、民族精神猶如一江春水，細大不捐，兼收並蓄。在三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河流愈來愈寬，聲勢愈來愈大，力量愈來愈強。如果把整個中華民族精神比作一個母系統的話，那麼中華大地上各個民族的精神就是一個子系統。在這些子系統裡，有無數個富有生命活力的個體生命在躍動。它的躍動，使整個系統都充滿了活力。《史記》中許多人物積極進取、剛強不息、勇於革命，也正是活力的體現。一個民族的大廈需要全民族的人來支撐。而《史記》中大量的優秀人物、脊梁人物，在支撐民族大廈過程中起了中堅作用，對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一部史書，《史記》通過獨創的編撰體制展現我們的民族精神。司馬遷第一次把中華民族三千年歷史納入一個巨大而又有系統性的載體之中。《史記》是紀傳體著作，以人為核心反映歷史的變化，所以，對於民族精神的展現主要是通過各階層人物來實現，這些人身上有我們民族精神的徽記。本紀、世家、列傳三體各有側重，從不同的層面展現帝王、貴族、社會各階層的人物。三體的開篇頗有深意，它們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即以“德”和“義”立意，已經體現出我們民族的價值追求。本紀開篇《五帝本紀》，突出五位帝王的“德”和“讓”，有德者有天下。世家第一篇《吳太伯世家》，司馬遷在《自序》中闡明創作主旨：“嘉伯之讓，作《吳世家》。”列傳第一篇《伯夷列傳》亦是如此：“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所以，司馬遷選擇人物，其中就蘊含著他的精神追求。一些高官厚祿之人沒有進入史書反而一些下層人物入選，目的就是要突出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物。《史記》選擇人物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人物精神的選擇過程。“八書”展現不同時代的文化典章制度，揭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認識中華民族精神提供豐富的社會和自然環境背景。“十表”則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清晰展現中華民族三千年歷史的流程。因此，《史記》五種體例互為補充，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中華民族精神就是在這個系統中得以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