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中華民族精神塑造【2】

　　夏商周至秦漢時期，在漢族的先民——華夏族開發黃河流域的同時，各少數民族也在開發周邊的地區，與中原華夏民族一起創造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民族在文明歷史的進程中，中原一帶開化較早，文化較為發達，正如《趙世家》中公子成所說：“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司馬遷之前，人們的民族觀一直是歧視周邊民族，並視為蠻夷。司馬遷則以獨特的思想，創立民族史傳，如《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等，把四周少數民族納入華夏民族的版圖之內，並且將他們看成漢天子的臣民。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民族列傳的設立原因有明確的交代，如：“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由此可見大一統時代下周邊民族對中原政權的認可。同時，周邊各族與中原民族關系密切。如《南越列傳》載：“南越王蔚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南越王是中原人，“雜處”說明不同民族的融合。《東越列傳》記述了東越與中原的歷史淵源：“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后也，姓鄒氏。”這些傳記，在描述民族融合的同時，也寫出各民族的生活環境和風俗習慣。如《匈奴列傳》記載匈奴民族特點：“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民族之間還有通婚現象，《晉世家》載晉公子重耳因驪姬之亂逃亡至狄，趙衰隨從。狄伐咎如（赤狄），得二女，翟以其少女為重耳妻，長女為趙衰妻。《匈奴列傳》載周襄王娶戎狄女為后，還有漢初與匈奴的“和親”情況。《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在匈奴時娶胡人妻並生子。中原國家也吸納其他民族的人才為己所用，如春秋時期秦國，“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特別是《貨殖列傳》記載中原與周邊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更顯示出民族之間的互相交往。司馬遷站在漢代大一統的立場上，較為全面地記載各民族的歷史，並且特別注意漢朝與周邊民族在政治、軍事等方面的交往，尤其是武帝時期，征服匈奴，在河西設立郡縣，在西南和兩越地區推行郡縣制，並派張騫通西域，都是促進民族融合的關鍵措施。司馬遷還注意漢朝派往周邊民族的使者為大一統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如《西南夷列傳》中的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和王然於等，《南越列傳》中的陸賈，《大宛列傳》中的張騫，等等。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發展情況來看，司馬遷打破“種別域殊”的界限，把中國境內各民族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這無疑是進步的、積極的。

　　《史記》展現出來的中華民族歷史，是由原始部落到大一統封建帝國的建立，由眾多民族不斷的融合到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統一體的形成。這個過程，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出現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物，但總的趨勢是走向融合、認同，這就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價值取向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