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形勢逐漸復雜化，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所面臨的宏觀風險和微觀風險不斷增加。企業國際化經營是一種戰略機遇，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需要重新評估已有的經驗和傳統，要基於企業的發展戰略和邏輯，提升自身的技術和管理能力，這樣才能贏得全球競爭。

　　關鍵詞國際化經營 風險識別 風險防范

　　中國政府推動的企業“走出去”戰略已經實施了十年，不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在通過多種模式和渠道，積極實施國際化戰略，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相比增幅更大，ODI存量已接近4千億美元。僅2012年1~6月，我國境內投資者便對全球116個國家和地區的216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354.2億美元，同比增長48.2%。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各種不確定性風險開始增加，客觀上導致國際化經營環境更加復雜。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需要不斷地以“市場並不是容易征服的”金科玉律自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

　　國際化經營的風險類型及其識別

　　企業的經營必然伴隨著風險。所謂的國際化經營風險，是指企業在國際化經營的過程中，因各種不確定因素所導致的企業收益的不確定。與相對熟悉的國內經營相比，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因此也可能面臨著更多的風險。①一般而言，各種形式的風險和收益是對稱的，所以無謂孰優孰劣，而在於企業根據自身條件和環境的權衡。在后危機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所面臨的風險是系統性的，既包括宏觀層面的風險，又包括微觀層面的風險。②此外，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還面臨著特殊的風險。

　　宏觀風險：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外部風險。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所面臨的宏觀風險主要包括：政治風險、法律風險以及經濟環境風險。對於企業而言，這些風險都是外部的。

　　政治風險一般是由於投資東道國的政權更迭、戰爭爆發或者“國有化”運動等導致整體環境變化而產生的風險。政治風險可能會對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造成致命打擊。由於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戰略實施較晚，一些政局相對穩定、法律相對完善地區的商業資源基本上被發達國家的企業瓜分殆盡。因此，中國企業不得不選擇一些政治風險較大的地區進行投資。③在此背景下，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國際化經營的政治風險尤其明顯。近年來，中國在一些政治環境相對不穩定的非洲國家進行了大量的投資，這些國家的政治沖突給我國的企業投資帶來巨大的風險。比如，2011年的南蘇丹獨立、利比亞戰亂就使中國企業在上述地區的經營面臨新的挑戰。

　　法律風險指與東道國投資相關的公司監管、外匯管理、資本流動管理或稅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或政策變動，或者由於中國企業對相關政策理解不全甚至錯誤，給企業投資活動帶來的風險。比如，2004年，當波蘭等9個國家加入歐盟后，上述國家被要求統一調整其投資優惠政策、競爭政策，這就使中國企業的投資和經營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在后危機時代，我國的主要貿易對象國紛紛制定了新的法律。比如，在2010年，英國頒布了《賄賂法》，對企業經營中的商業賄賂行為進行更加嚴格的規制，這就要求我國企業加強規范運營，否則將面臨處罰。次貸危機之后，美國頒布了《2010年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要求企業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結構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變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如果企業不能根據上述國家的法律變化，及時調整其投資和經營策略，提高規范性，勢必會給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帶來困境。

　　企業在經營中所面臨的經濟環境始終在發生著變化。本文所稱的“經濟環境風險”，是指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遇到經濟危機等極端事件時所面臨的風險。在地區或全球經濟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時，企業將面臨匯率波動、融資能力不足、合同無法履行等影響到企業正常運營的風險。④例如，自2010年延續至今的歐債危機使很多歐洲企業無法履行與中國企業簽訂的合同，對中國企業的經營產生了重大影響。與國內經營相比，企業國際化經營所面臨的經濟環境的變數更大，風險更難預測和掌控。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環境波詭雲譎，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中影響最大的不可控因素。

　　微觀風險：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管控風險。除了上述宏觀風險外，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還面臨著管理風險、財務風險、文化融合風險，等等。對於企業而言，上述風險是內部的。

　　在域外市場經營業務和管理企業，除了合法合規外，企業的戰略規劃、行動計劃和棘手問題應對措施等都是至關重要的。⑤以我國近年來迅速發展的國際工程項目為例，從項目招投標、竣工驗收到交付使用，往往需要經歷長達數年的過程，而且項目需要在“質量—成本—工期”間不斷進行動態調整和取舍，這要求企業必須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管控能力。

　　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面臨的與匯率變動、稅務規制、跨國資金流動等相關的風險越來越多。不僅如此，后危機時代各種不確定、不穩定的風險也在加大。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以來，外國企業的違約案例大幅增加。當中國企業按約定完成合同后，面臨資金困難的外國企業往往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履行合同，使中國企業不能按時收匯，造成資金流動性出現困難，進而使企業的預期收益下降，影響企業的正常運營，產生第三方債務，甚至導致企業破產。

　　中國企業所面臨的特殊風險。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特殊風險，一方面由中國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國情所決定，另一方面則是由中國企業發展不夠成熟、經驗不夠豐富造成。如果說上述宏觀風險和微觀風險是各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都會面臨的傳統風險，本部分所論述的風險就是中國企業在后危機時代所面臨的新型特殊風險。

　　第一，形象認知誤差。國際市場對中國制造、中國員工和中國資本的整體認識存在一定的認知誤差，因而對中國企業和產品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解和誤讀。近年來，很多中國企業因所謂透明度問題和政府背景問題而頻繁地遭到質疑和攻擊。實際上，中國的很多行業已經形成了完全競爭的市場狀態，很多企業已經成為市場的引領者和控制者。而很多外國政府和企業並不了解這一情況，仍用傳統的思維和視角去考量中國企業，從而使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面臨非市場性因素障礙。⑥比如，華為從誕生到成長，一直都是一個典型的私營企業，而美國政府無端懷疑華為公司具有國有企業和軍工企業背景，禁止其參與建立美國全國性應急網絡。

　　第二，國有企業“合法性”面臨挑戰。迅速國際化的國有企業引發了貿易和投資伙伴國家政府和企業擔心。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國有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上都表現出色，為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這也引發了人們擔心國有企業會利用其特殊身份獲得稅收、貸款、政府採購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同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不公平競爭⑦。近兩年來，美國政府在多個場合批評中國大力發展國有企業的政策，並將之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在聯合國、經合組織等多個國際組織，以及多邊和雙邊貿易談判中，美國政府大力推廣所謂“競爭中立”政策，要求中國政府為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提供完全公平的競爭環境，進而實現其限制中國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最終目的。

　　第三，規則運用存在差別性。作為國際市場中的后來者，相對於國內市場而言，中國企業對國際市場的經營規則和環境並不熟悉，在運用規則方面存在不足，會給企業的國際化運營帶來風險。多年來，中國企業通過赴美國、英國、新加坡等海外証券市場上市的方式來獲得資金，擴大國際化經營。企業在獲取資金的同時也需要遵守各國關於証券市場監管的眾多嚴格的法律。但是，由於法律文化和習慣的差異，中國企業的治理結構和運行方式並不能完全符合國外法律的要求。很多外國企業和機構有針對性地利用這一弱點，有組織地攻擊中國企業。⑧比如，盡管中國企業和資本曾經在很長時間受到國際投資者的追捧，但近兩年來，以“渾水(Muddy Water)”、“香櫞(Citron)”為代表的私人研究機構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頻繁發布做空報告，公開質疑這些企業在財務指標、公司業務以及關聯交易等方面信息披露的真實性。然而，對於上述機構的質疑和指責，中國企業缺乏必要的經驗和充足的心理准備，無力作出反擊，甚至採取沉默的策略，以至於股價大跌，有的甚至被証券交易所停牌、摘牌。

　　國際化經營風險的防范及其對策

　　在后危機時代，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傳統風險和新型特殊風險都在大幅增加。這種趨勢在可預見的未來將長期存在。為了更好地進行國際化經營，需要政府和企業攜手努力，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降低經營風險，為我國企業實現“走出去”和國際化戰略創造更好的政治經濟環境。

　　國際化是一種戰略機遇，也蘊藏著風險，必須進行充分預測，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戰略邏輯。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產物，沒有哪一家企業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獨善其身。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中國企業需要確定明確的戰略目標和意圖，需要制定明確的戰略定位和路徑，這是取得成功的基礎條件。

　　在構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戰略邏輯方面，國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更好地進行預測，並形成戰略邏輯，國家要利用其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優勢資源，為企業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降低企業經營風險。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商務和外交網絡，為企業提供有效信息，幫助企業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另一方面，政府要通過外交手段保護企業的海外收益，通過簽訂多邊或雙邊貿易協議、投資保護協定以及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等，為企業打造一個公平的競爭和發展環境，維護企業的利益。

　　國家和企業都需要重新評估“中國思維”和“經驗打法”在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作用。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形成了一些“中國思維”和“經驗打法”，比如利用政治途徑和當地政府搞好關系，並獲得政府的合同;利用低成本優勢先簽訂合同，再事后利用各種關系調整合同價款，等等。在一些法律法規和商業環境並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上述“中國思維”和“經驗打法”為中國企業贏得了一些合同，並取得了業績的增長。但是，上述經驗在歐美等發達地區能否得到推廣，是需要仔細推敲的。比如，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對資本市場監管最為嚴厲的國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嚴格的法律規則。中國企業目前在美國証券市場上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固然有美國出於政治目的故意打壓中國企業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有赴美上市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隨意復制“中國思維”和“經驗打法”，未能充分重視、認真學習和掌握美國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的原因。

　　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對於不同地區的法律法規、商業規則及勞工條例的一知半解，以及對“中國思維”和“經驗打法”過度自信，都可能給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帶來巨大的風險。因此，國家和企業都需要對“中國思維”和“經驗打法”進行重新評估：一方面，國家要對企業進行必要的引導，強化企業遵守法律、敬畏法律的觀念;另一方面，企業也要強化重合同、守信譽的觀念，遵循普遍接受的商業倫理。

　　國際化經營一定要基於企業的發展戰略和邏輯，而不能過度依賴政治、政府等外部力量。從根本上講，一個企業要想在國際化經營中取得成功，必須要研究企業國際化經營的一般邏輯，並結合企業的特殊情況，形成國際化經營戰略。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主要包括三個階段：第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后來者的中國企業要通過國際市場研究、公共關系投資等手段，完成國際化經營初期的戰略准備，明確自身的戰略定位，為進一步進行國際合作和對外投資積累實踐性的經驗知識;第二，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明確自身的戰略意圖，對企業資源配置(如人力資源、技術設備)進行專用性較強的投資，在持續性經營中完成市場布局，並根據實踐情況隨時調整之前的戰略;第三，對已有的國際化經營知識進行整合利用，通過聘用當地員工、履行社會責任、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等手段，實現企業的本土化運營，並成為行業的引領者。

　　事實証明，凡是國際化經營相對成功的企業，都是基於企業的發展戰略和邏輯進行運營的。盡管政治或政府在企業國際化運營初期可以提供一定的平台和資源，但企業從自身發展戰略和邏輯出發去提高綜合實力和競爭力，才是其成功實現國際化經營的基礎。

　　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要加強聯合研究，為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真正實用的理論支撐。一直以來，歐美政府所提出的重大政治、外交和經濟政策一般都有理論支撐，並存在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又與其國內的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相契合。在實踐中，歐美國內學者的理論研究成果會成為政府或企業政策的理論淵源，其學界、政界和經濟界形成了良性互動：理論研究成果為實務界的行動提供了戰略上的指引;同時，實務界的需求也促進了理論界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進而推動了理論的發展。上述良性互動的局面恰恰是當下的中國所欠缺的——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並沒有形成緊密的互動關系，理論界的研究和實務界的需求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偏差。

　　前文已經指出，對於政府和企業而言，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為了應對挑戰，政府和企業都要形成自己的戰略邏輯。而戰略邏輯的形成一定需要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協同努力，理論界和實務界要通過共同研究，確立統一的、相對穩定的企業國際化經營戰略。一方面，在政府層面，政府要為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提供體系化的、可操作的支持，包括符合法律規定的政策、稅收、貸款、信息等;另一方面，在企業層面，企業要根據具體情況，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上，評估國際化經營的利弊，制定合理的國際化經營戰略。在此過程中，理論界的研究要以實踐問題為導向，打破傳統的學科界限，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提出切實可行的理論方案。比如，如果要全面了解前文提到的“競爭中立”政策，就需要從法律、經濟、管理和政治等學科視角，對其進行系統研究，而不是人為劃分學科領域，對該問題進行片面、割裂的研究。

　　結語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國際化經營的風險將長期存在，但其形式會隨著跨國經營的進程而不斷變化、演進。如果以我國政府正式實施“走出去”戰略為時間起點，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已經過十余年的探索和認知。在此過程中，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處在一個探索和經驗總結期。進入新的階段，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正在與資本、勞動、服務等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同步推進，影響企業成功運營的內部和外部因素也在不斷增多。在后危機時代，風險的表現形式更加突出和多樣化，企業國際化經營所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不可控因素也越來越多，迫切需要系統規劃並建立有效的防范機制。在這種形勢下，我國企業應當正視國際化經營中的各種風險，提升自身的技術和管理能力，在基本的商業共識下贏得全球競爭。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十二五’時期我國發展的創新驅動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11&ZD004)

　　注釋

　　1 Meyer K.E., "Perspectives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Vol35, No4, pp259~276.

　　2 Knight F.H.,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Sentry Press, 1964, pp73~76.

　　3 梅新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政治性風險為何高漲?”，《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8期。

　　4 Schoemark P., Gunther R., Profiting from Uncertainty: Strategies for Succeeding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pp113~121.

　　5 Drucker P.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State", Foreign Affairs, 1997, Vol76, No5, pp159~171.

　　6 Peng M.W., Sun S.L.and Pinkham B, et al.,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Vol23, No3, pp63~81.

　　7 張建紅，周朝鴻：“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制度障礙研究”，《經濟研究》，2010年第6期;江涌：“中國走出去的幾個突出問題”，《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8期。

　　8 Tan J., Luo Y. and Shenkar Ode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ese State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5, Vol5, No5~6, pp518~539.

　　【作者簡介】

　　施建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十二五’時期我國發展的創新驅動戰略研究”首席專家。

　　研究方向：戰略管理與跨國經營。

　　主要著作：《科技進步監測研究》等。

　　范黎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十二五’時期我國發展的創新驅動戰略研究” 課題組成員。

　　研究方向：戰略管理與跨國經營。

　　主要著作：《跨國經營理論與實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