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咸豐十年）10月6日，英法聯軍進犯圓明園。10月18日，侵略軍在圓明園內瘋狂縱火，大火三晝夜不熄。今年是圓明園罹劫150周年，10月16日，在圓明園大水法遺址東側，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的半身青銅雕像揭幕，雨果雕像南側的書型石雕上，用中法文字鐫刻了雨果強烈譴責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暴行的信。

　　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有一個世界奇跡﹔這個奇跡叫圓明園……這個奇跡已經消失了。有一天，兩個強盜進入了圓明園，一個強盜洗劫，另一個強盜放火……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一個將會叫法國，另一個將會叫英國……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淨淨的法蘭西會把這份贓物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

　　火燒圓明園，不僅是中國皇家園林的浩劫，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焚毀圓明園的同時，相繼簽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中國的獨立主權又一次受到嚴重損壞，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雨果等有正義感的人們，憤怒地譴責了兩個強盜的罪惡行徑，同時，這場“國恥”也深深印記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歷史記憶是流動的、鮮活的、開放的、歷久而長新的民族記憶，是歷史的積澱與現實的呼喚相結合的民族記憶，是指引中華民族認識現實、走向未來的精神財富。任何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自己的歷史記憶，一個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歷史記憶，就失去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漠視歷史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不能因為是“國恥”就回避或失憶，恰恰相反，民族記憶中的“國恥”，往往會啟迪人們更深刻的歷史思維。圓明園的大劫難不禁使我們思考：為什麼150年前英、法兩個強盜能闖進我們的家園？為什麼大清帝國在幾千人的英法聯軍面前就那樣不堪一擊？為什麼在康乾盛世時沒有看到這已是“落日的輝煌”？同時我們還會思考，為什麼150年后的今天，圓明園搶掠者后裔在圓明園流淚謝罪，捐還文物？為什麼法國雕塑家娜什拉－凱努女士制作的雨果雕像會在圓明園落成？為什麼法國歷史學家伯納·布立賽等撰寫了諸如《1860：圓明園大劫難》等著作，反思自己同胞在圓明園的罪惡？聯系到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環境中，我們還不能不思考，西方大國雖然不能用洋槍洋炮侵佔我們的領土，但在所謂“文化全球化”的謊言下，大肆推行文化帝國主義政策，千方百計進行文化擴張、文化滲透，還要侵佔我們的精神家園。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文化戰場上，我們如何能立於不敗之地？

　　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源遠流長，從甲骨文中的卜辭內容中，已可清楚地感覺到民族記憶的意識，在周初《尚書》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的記載中，則更鮮明地表現出這一點。黑格爾曾說：“中國‘歷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不僅如此，中國歷代積累的典籍之多，也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文字性的史料是歷史記憶長久的積澱，自先秦以來，中國史學十分重視史實的記錄、搜集、整理，這是形成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的寶貴資源。不僅在中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中都十分重視建構自己的歷史記憶。例如，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1996年在其《獨立的五年》一書的“前言”中寫道：五年前，1991年12月，我們庄嚴地宣告哈薩克斯坦的國家獨立，一些“必須立即解決的非同尋常的任務之一，就是恢復共和國各民族的歷史記憶”。欲之大道，必先為史，是否重視民族的歷史記憶，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亡、民族的興衰。歷史記憶和歷史記憶的連續性，從來都是民族凝聚的力量。

　　筆者曾聽到這樣一種觀點：有人認為，對我國青少年一代，要淡化，以至於最后消除諸如對“火燒圓明園”一類的歷史記憶，學習中國近代的歷史，不再有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內容，理由是不要讓青少年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成長，不要讓他們生活在歷史的屈辱中。這種觀點實在讓人無法苟同。因為在事實上，忘記歷史的屈辱，不等於不曾存在歷史的恥辱。知恥近乎勇，“國恥”清晰地保存在民族的歷史記憶中，目的是催人奮進、有所作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屈辱一去不返﹔相反，忘記“國恥”，沉湎於盲目的自滿自大中，歌舞升平，沒有起碼的憂患意識，到有可能使“國恥”重演。

　　歷史是無法割裂的，已經逝去的歷史與當代歷史進程之間的聯系，是歷史記憶在歷史認識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前提。對於歷史事實，人們已經不可能通過“直接”的接觸去認識它的價值所在，但是，歷史的價值並沒有因為它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而消失，相反卻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整個歷史進程中。歷史的進步趨勢不可逆轉，歷史的連續性、歷史進程的內在聯系不可割裂，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都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歷史的價值永遠存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保存於歷史記憶中的歷史價值，往往會有不同的內容。包括“國恥”在內的歷史記憶的留存，以及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歷史記憶的復活，使人們在創造歷史的火熱生活中，更加清醒地認識現實和未來，更加主動地發揮歷史的創造精神。從1860年和2010年發生在圓明園的一切，我們更真切地體會到這個朴素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