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現代化”和“現代性”這三個基本概念不僅都出自西方世界，而且從一開始便帶有鮮明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特質，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屬於西方“現代性”的范疇。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因此而簡單否認“西方現代性”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相反，迄今為止，我們這個世界實際上已然將之作為整個現代世界發展的一個共同參照系統。作為先行的現代化國家，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也在全世界產生了而且還將繼續產生其巨大的輻射作用和示范影響。問題在於，作為一種西方社會經驗，我們必須謹慎地反省其有效合理性，而且必須有這樣一種社會文化和文明的自覺，即“西方現代性”是否是人類社會唯一可能的現代方式或路徑？鑒於人類社會的歷史、傳統、人種、民族、文化和地緣生態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差異，人類是否可能或者必然會創造另一種或多種現代性模式，開辟或發現另一種或多種現代化的社會發展道路？

這是值得包括西方社會在內的人類社會認真思考和探究的問題。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客觀的社會事實：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學習西方現代化的歷史經驗的同時，也大都在根據自身的不同社會歷史文化情景和條件，獨立創造著他們自身發展的社會經驗和現代化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人們時下津津樂道的“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其實都是這一社會自覺的客觀反映和實際成果。

具體到道德文化傳統的議題，這種帶有明顯的地區或民族國家之“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主張贏得了越來越多也日益充足的支持。這固然是因為，相較於其他社會元素，比如說，相較於市場經濟體制、政治民主和科技理性，“傳統”和道德文化本身有著更為明顯的自封性和歷史“慣性”﹔但更重要的是，道德文化傳統的“特殊申認”與“現代性”之間有著更為復雜的歷史糾結和現代際遇，為了解傳統與現代（性）提供了一個最具典型意義的解釋視角。

同一種道德文化傳統也會因為時間條件的改變而呈現出互不相同的“變體鏈”。現代西方社會曾經在很長的時間內都被看做是對西方中世紀社會的革命性變革，仿佛西方現代性與中世紀宗教神學以及更早的道德價值觀念是截然對立的，前者是對后者的根本性的價值顛覆。然而，韋伯的研究推翻了這一定見。韋伯發現，新教倫理非但不是西方近代資本主義——作為西方現代化的最終成果和西方現代性的標志——的障礙，而且是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得以實現的“倫理精神”，甚至是“西方資本主義精神”本身的基本內核。更長遠、更宏觀地看，西方現代社會的基本道德倫理精神始終秉持著古老的“兩希傳統”——即表征著西方基督教之發源的古代猶太教的“希伯萊文化傳統”和表征著西方現代理性精神的“古希臘傳統”而未有根本改變。

這個例子表明了三點：其一，“現代性”與傳統（包括道德傳統）之間的聯系不僅密切，而且有時甚至是積極的。其二，道德傳統之於現代社會或“現代性”的意義決不像人們習慣以為的那樣僅僅是消極的，也有積極促進的方面。其三，道德文化並不總是落后於社會實際層面——經濟和政治——的轉型，很多情況下，它往往是一個新的時代或社會轉型的理論先導和價值觀念的預備。

通過總結上述實例的分析，至少可得如下結論。

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道德文化傳統實際上是人類推進社會變革和轉型的價值資源和精神動力﹔而且，任何一種新的社會發展形態都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文化系統，因而新道德、新文化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道德文化傳統必定是與既定道德文化傳統的截然決裂。在某種意義上說，梳理新舊傳統之間的連貫性比強調它們之間的斷裂性更為復雜，就某一特定的社會和民族來說，也更為必要、更有價值。道德文化傳統的連貫性及其對於現代社會的精神價值資源供應充分証明了這一點。

現代人和現代社會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現代社會的新道德文化傳統不僅並沒有完全脫離舊道德文化傳統的“變體鏈”，而且也不能單獨地有效料理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道德倫理問題。或可說，希爾斯教授的忠告是需要我們重視的，“傳統是秩序的保証，是文明質量的保証”。我們仍然需要傳統的滋養，我們的生活無法真正逃離傳統的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