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軍事技術發展一路高歌猛進，並開始左右著戰略研究每一根神經的今天，一支軍隊對技術前沿的認知，已然成為一切戰略運籌活動的邏輯起點。

●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懂技術或對技術認識不深，正是我軍戰略研究的短板。尊重技術，了解技術，進而制定戰略，轉型發展，我們才能在未來信息化戰場上拿到“入場券”，贏得主動權。

“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這是古代科學家阿基米德的豪邁宣言。“阿基米德支點”的啟迪意義在於，人類實踐的技術方式至關重要，而非僅僅執迷於言語的標新立異。

以當代戰略研究為例，普遍存在兩類現象：一類是從情報工作的角度，將外軍動態講得頭頭是道，我軍該怎麼辦？語焉不詳。另一類是從哲學思維轉換的角度，講得很有高度，也能給人啟發，具體如何操作，沒了下文。之所以會出現此兩種現象，自然與研究者自身的知識結構、哲學思維及前瞻眼光等不無相關，但就研究范式而言，當代戰略研究對技術這個特殊的“阿基米德支點”關注不夠，或許也難辭其咎。

事實上，當代社會進步、世界軍事變革之所以發生，根本原因就在於科學技術的“第一推力”。所謂的國家發展、軍事變革、企業轉型，也總是由科學的推動、技術的應用、裝備的創新而發軔。因此，不了解科學技術的發展特點、規律和趨勢，就無法理解社會進步、軍事變革的本質，更談不上提出有效的戰略對策。

技術路線：戰略計劃的起點

戰略研究首先就得設定目標。目標高了，無法實現﹔目標低了，於事無補。判斷目標之高低，關鍵一點在技術，在實現手段。

一切科學的發現及技術的發明都離不開邏輯的論証與推導。作為戰略計劃的起點，在制定技術路線的過程中，誕生了技術路線圖的方法。技術路線圖應用於戰略研究領域，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1987年，哈勒斯·威爾亞德和查理·麥克萊利等人系統總結摩托羅拉公司的實踐經驗之后，在《項目管理》上發表《摩托羅拉的技術路線圖》一文，首次提出了技術路線圖的概念。

20世紀90年代后，技術路線圖開始被一些行業引入，作為引導產業發展的工具，用以進行行業戰略規劃。進入21世紀以來，技術路線圖的應用逐漸從企業、行業向國家乃至軍隊的戰略計劃層面延展。無論是美軍的《網絡中心戰戰略構想》《2020聯合構想》，抑或俄軍的《2006∼2015軍隊指揮系統建設構想》《2020年前武裝力量建設計劃》，都是如此。技術路線圖作為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戰略管理工具，在軍隊發展戰略規劃制訂中的體系頂層設計、資源綜合集成及武器研發論証等領域，越來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眾所周知，由於軍隊的戰略轉型涉及作戰體制、武器裝備、教育訓練甚至軍事文化等，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作為一種先進的戰略規劃方法和戰略管理工具，技術路線圖既包括對未來的預測，也包括對現實的認知﹔既包括對目標的確立，也包括對過程的設計﹔既包括宏觀的判斷，也包括微觀的控制﹔既包括系統的分解，也包括系統的綜合，通過對重大項目、重要領域的發展方向、發展路徑、關鍵事項、時間進程以及資源配置進行科學設計與控制，從而使戰略轉型有了實實在在的抓手。

總之，今天的戰略研究已與過去大不相同，光有目標、設想，而無具體的實施步驟，充其量只是權宜的謀略，而非長久的戰略。技術路線作為戰略計劃的起點，它考驗的是戰略工作者的技術洞察能力。畢竟，對技術的洞察不同，其命運也大相徑庭。成者，如普法戰爭后剛剛統一的德國迅速將鐵路用於戰爭動員而建立了軍事強權，以及二戰時期美國因對核武器的超前研制而贏得了冷戰軍備競賽的先機﹔敗者，如火藥的故鄉本在東方的中國，但隻用於煉丹長生和驅鬼敬神，誰知其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后卻被用於戰爭，從而開啟了一場世界范圍的熱兵器軍事變革，在主動引領與被動應對之間，徹底顛覆了東西方軍事實力的天平，其形塑的國際體系及長遠的戰略影響一直延宕至今。

技術規制：戰略操作的方法

作為一個學術名詞，“技術規制”又稱“技術導引”或“技術倒逼”，是指預先將某種戰略思想內嵌入技術，通過技術設置來迫使人們穿越因習俗、觀念及利益造成的現實障礙，最終達到對預設戰略思想的主動認知與自覺踐行。

無論是國家的創新發展戰略、部門的行業規劃戰略、軍隊的科技強軍戰略、抑或企業的產業升級戰略等，這些戰略規劃的實現，都面臨著上面提到的各種因襲力量的阻滯。倘若要穿越這些隱形的籬笆，技術規制顯然是比較適合的戰略操作方法。

當然，這一富有創意的理論工具，在民用領域的現實生活中已得到廣泛運用，如在校園裡通過鋪設“減速帶”規制車輛降速以防止交通事故，在立交橋通過設定“橋間距”限制超重貨車以確保橋梁安全，等等。馬克思曾言：“軍隊的歷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市民社會的全部歷史。”對此，通常的理解是，社會制度就是軍隊制度的放大。技術規制這一在民用領域得到廣泛運用的“技術化制度”，在軍事領域的運用，其發端更具有“強制性”色彩。

比如，在信息時代的美軍戰略轉型計劃中，聯合作戰是其醞釀已久的重要戰略設想。但是，這一設想卻長期受制於 “軍種炎”的困擾。對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的比爾·歐文斯上將，在其主導的軍事變革中開出了“技術規制”的藥方。他在《揭開戰爭的迷霧》一書具體講道：“應以更嚴格的跨軍種互通性作為衡量標准，減少重復性建設，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術優勢，研發‘信息導向型’主戰武器裝備，加緊向跨軍種融合型採購模式轉型，加大研發能相互配合的通用型軍事技術，以促進聯合作戰。”

按照這一構想，美軍針對各軍兵種指揮控制系統中“煙囪式”結構的弊端，先后提出了“勇士CI”計劃及“C4ISR”系統計劃。而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所謂的“信息地球”概念。目前，全球信息柵格（GIG）在美軍已呈全面覆蓋之勢，強制性地“倒逼”著戰場上的所有單元、所有節點——哪怕只是一個單兵——必須主動適應變化，融入網絡，否則將無所作為，直至被淘汰出局。

當然，從人類戰爭演進的大尺度時空來看，如今所謂的網絡中心戰時代也只是初期階段，這就注定了今天美軍對聯合作戰規律的探究，也僅是一種摸索而非定式，也只是提供了一種參照而非范式。作為參照，其另一層面的啟發意義在於，技術規制對軍事戰略研究、戰略規劃的正反饋價值。穿越“籬笆”，只是技術規制的表象﹔預設戰略思想，才是技術規制的實質。將技術規制運用於戰略規劃，既是對以往教訓的濃縮與總結，更是對未來戰爭的前瞻與設計。

技術認知：戰略實現的保障

在戰略思想進化的早期階段，軍事理論家眼中的戰略認知並未與技術有多大交集。然而，伴隨著核武器的問世及冷戰的爆發，這一局面在二戰之后得以改觀。具體而言，跟隨在核武器蘑菇雲后面的是一長串戰略家及其著作：赫爾曼·康恩的《逐步升級論》、羅伯特·奧斯古德的《有限戰爭》、麥克斯韋爾·泰勒的《不定的號角》、以及格雷厄姆的《高邊疆——國家的新戰略》。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爆發之后，戰略研究已與軍事技術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此外，當前備受各國關注的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太空安全戰略等，更加明顯地昭示出如是“真理”：在當今戰略與技術緊密耦合的時代，如果不懂技術，就無法從根本上提出切實可行的戰略對策。對此，我們從美軍的情況或許可以窺見一斑。

具體而言，在戰略實現手段上，美國的軍事戰略與高科技密切關聯，美國越來越將軍事戰略優勢的獲取寄托在技術領先的優勢之上。對此，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的杰裡·邁亞的說法是：“技術領先是美國武裝力量的一個標志。”亦正因此，美軍新武器裝備一經研制成功，就會立即被投放戰場。經戰爭檢驗過的先進武器裝備，很快就會成為實現軍事戰略意圖的新手段，同時為決策者提供新的戰略思維空間。二戰后，美國軍事戰略先后經歷了9次大調整，透過其不斷翻新的軍事戰略，我們不難窺見藏匿於其后的軍事技術身影：海權戰略、空權戰略、“高邊疆”戰略、有限戰爭戰略等等，僅從其戰略冠名，即可發現軍事技術的烙印。

在此，一個經典的案例是冷戰期間美國核戰略從“大規模報復”向“靈活反應”轉變。在偵察衛星能夠提供可靠的軍事部署情況，特別是在彈道導彈命中精度大大提高的基礎上，美國擁有了根據不同威脅採取不同反應的技術手段，因此適時提出了以“靈活反應”為主要特征的核戰略。與美國相反，蘇聯在核戰略上卻不夠“靈活”，並深陷美國“星球大戰”戰略陷阱。1981至1985年期間，蘇聯國防預算持續增長了45%。事后看來，這種因對技術認知的匱乏而產生的戰略誤判，使本來就虛弱的蘇聯經濟雪上加霜，成為加速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回顧一段段並不遙遠的歷史，我們的感悟是：歷史首先是一種哲學﹔歷史的眼光、歷史的思維、歷史的感悟其實就是哲學的眼光、哲學的思維、哲學的感悟。伴隨著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一路高歌猛進，一支軍隊對技術前沿的認知已然成為一切戰略運籌活動的邏輯起點﹔在當今戰略與技術緊密耦合的時代，如果不懂技術，就無法從根本上提出切實可行的戰略對策。善於找尋戰略研究的“阿基米德支點”——技術，應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理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