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普世價值”一詞近年出現的頻率漸增，其影響的范圍也呈擴展之勢。為了正確認識這一問題的實質，更好地把握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正確方向，2009年9月19日我刊與《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編輯部在京聯合召開了“普世價值”問題學術研討會。本刊第5期刊發了研討會的綜述，本期再次刊發與這次研討會相關的8篇文章，以對“普世價值”的含義及其實質、“普世價值”思潮出現的過程、原因以及如何應對等問題進行更深入闡釋。“普世價值”不是一個純學術問題，而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我國“西化”、分化圖謀的又一拙劣行徑，因而是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一個前沿問題。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對其進行深入剖析，認識“普世價值”的實質與危害，有效抵制這種錯誤思潮。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圍繞總結改革開放30年和下一步應怎樣深化改革，特別是應怎樣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媒體上出現了一些不同觀點和主張。“普世價值”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一種並不新鮮的政治觀點和政治改革主張在這一背景下的又一次頑強表現。早在2005年，流亡美國的敵對分子胡平就在其《簡評中共民主白皮書》中宣稱：“民主就意味著政黨輪替，民主就意味著領導權的開放競爭”，“中共一方面承認民主是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把民主的公認定義和標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義和標准，這實際上是否認民主的普適性，也就是否認民主本身”。國內也有一些人聲稱，“不同的國情，有著同樣的民主要求，也要有同樣的建設努力。國情性的特色路徑，最終是要走向普適的民主”，“世界發展到今天，我們應該有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接受實行的民主，有這裡所說的普世價值的民主”。近年來還有人宣稱：“信仰決定中國的未來”，“不同制度的差別在於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內涵是信仰。這個制度不是別的，正是憲政民主的自由制度!這個信仰不是別的，正是對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信仰!”

上述境內外的這些人毫不隱晦地宣揚的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和制度模式。他們刻意將這套東西冒稱為所謂“普世價值”或“人類文明主流”，無非是為了增加欺騙性和減少推銷阻力。我們是否應該接受這套鼓吹，事關究竟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事關國家前途、人民命運，必須深入分析其實質，給予其旗幟鮮明的抵制。

“普世價值”思潮的出現，與學術界理論界存在的“西化”傾向有直接關系。這種傾向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在總結中國經驗、對策中國問題時，脫離中國實際(包括中國社會制度和國家性質，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的利益，中國改革的方向和目標要求)，生搬硬套西方理論、概念、方法和思想話語。例如，在行政體制改革領域，用所謂“從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從管制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之類似是而非的概念話語，評論我國政府管理的歷史和概括改革走向，既不符合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管理的歷史全貌，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全面要求。這種片面的錯誤評論和概括不僅在學術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有害於改革實踐。最近發生的“三鹿”奶粉事件、緣起於美國的世界“金融海嘯”等諸多國內外案例無不說明，政府的服務職能離不開管理、管制職能。把管理、管制與服務對立起來，是新自由主義在相關理論和實踐領域發生誤導作用的典型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現在主張中國應該無條件盡快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言論不多見了，大多數學者都認識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和現實條件出發，但仍有一些人受西方學術理論影響，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作為標准和最終目標，認為隻有漸進演變才能更穩妥、順利地實現向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的轉變。

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制度模式認同為“普世價值”這一現象說明，“西化”政治主張與“西化”學術傾向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雖然前者是政治問題，后者是學術問題，兩者的界限不可混淆，但有必要注意，不克服后者，前者就有土壤和市場。要克服后者即學術理論上的“西化”傾向，僅從政治上批判、揭露其實質和危害是不夠的，還需要有針對性地從學理上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形成真正科學的、有充分說服力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這就需要學術骨干隊伍特別是中青年學術骨干，通過認真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器，在新的歷史條件和形勢下，敢於和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觀察和分析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現實問題和前沿理論問題。

來源：《政治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