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歷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貫重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運用。當前，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我們要做好工作、推動發展，更加需要重視學習歷史知識，從中汲取營養和智慧，不斷提高認識能力和精神境界。學習歷史知識，不僅要學習中國歷史，還要學習世界歷史﹔不僅要有深遠的歷史眼光，還要有寬廣的世界眼光。今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世界史升級為一級學科。這是中國幾代世界史學者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當今時代和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對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強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史學史研究。

世界史學科建設需要相應的史學史研究

作為一級學科的世界史，不僅應有自身的理論和方法、有反映學科發展方向的標志性課題和示范性成果、有一支在國內外學術界有廣泛影響的研究隊伍和學術帶頭人，而且應有對世界史學科的學術史即史學史的深入研究。沒有對學科自身發展的學術史有深入研究的學科，不是完整的、現代意義的學科。因此，世界史要成為名副其實的一級學科，擺在我們面前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加強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史學史研究應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20世紀以來，海內外已有多部《中國史學史》問世，但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多卷本或單卷本的《中國史學史》，包括高校的《中國史學史》教材，都沒有涉及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似乎在中國歷史學發展進程中從來不曾有中國學者進行過世界史研究，這顯然與事實不符。事實上，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國內外有著廣泛影響，已成為中國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史學史，顧名思義應該就是中國歷史學的歷史，這自然應該包括中國學者有關世界史研究的內容。今日之世界史研究與昨日之世界史研究不能割裂，時間的流逝並沒有消解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相反，某些問題經過時間的積澱會認識得更完整、更清楚。因此，積極開展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史學史研究，對世界史學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通過對我國世界史學科發展歷史的梳理，可以在考實的基礎上，具體分析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突出特點及某些規律性的內容：通過對19世紀中葉救亡圖存和中國世界史研究的萌生、甲午戰爭之后的外國亡國史研究、辛亥革命時期外國革命史和建國史的編譯、20世紀上半期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的介紹、唯物史觀傳入對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深刻影響，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世界史研究日新月異的發展等的研究，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世界史研究的主流，從不曾脫離時代的主題，而是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脈搏一起跳動。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突出特點是關注現實，努力做到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在不同時期的世界史研究中都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

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理論成就

對於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長期以來存在這樣一種偏見，即認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沒有自己的理論與方法，更談不上自己的理論體系，誰一提體系問題，誰就是“瞎胡鬧”，似乎隻能仰人鼻息才是正道。對於這種偏見，隻要我們回顧一下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發展歷程，去研究它的史學史，其荒謬就不言自明。

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李達、瞿秋白、惲代英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就開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和世界的歷史。1919—1920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史觀》、《研究歷史的任務》、《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不僅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對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在我國的世界通史研究中，有三部標志性的著作，足以說明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理論成就以及什麼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理論體系。其一,周谷城所著的《世界通史》3冊，194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著作參閱外文資料達100多種，但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歐洲中心論”。周谷城說：歐洲通史並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歐洲學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歐洲，情有可原﹔且15世紀以后，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躍。但15世紀以前，所謂世界活動，幾乎隻限於亞、歐、非三洲之間，因此我們斷不能忽視亞洲及歐亞之間的活動。其二，吳於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2—1994年出版。吳於廑基於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在該書的《總序》中重申了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世界歷史”（1990年）一文的基本觀點：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兩個方面。既然歷史在不斷的縱向和橫向發展中已經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世界歷史，那麼，研究世界歷史就必須以世界為一全局，考察它怎樣由相互閉塞發展為密切聯系，由分散演變為整體的全部歷程。其三，齊世榮任總主編的《世界史》（4卷本），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編寫者首先徹底摒棄了所謂“當代人不寫當代史”的陳規舊說，下限寫到“千年交接的世界”，主要內容包括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等。關於“社會形態的更迭”這個被搞亂了的重大理論問題，齊世榮在《前言》中深入淺出地作了馬克思主義的闡釋：馬克思主義把人類歷史發展的諸階段區分為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和共產主義制幾種生產方式和與之相應的幾種社會形態。但不是所有民族、國家的歷史都一無例外地按照這個序列向前發展。有的沒有經歷過某一階段，有的長期停頓在某一階段。人類歷史由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的更迭發展，盡管先后不一，形式各異，但這個縱向發展的總過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規律性的意義。之所以認為這三部著作是“標志性”的，是因為這些著作是中國世界史研究長期積累的產物，凝聚了幾代中國世界史學者的心血，同時汲取了西方和蘇聯史學的有益內容，又和“歐洲中心主義”、“大俄羅斯主義”等劃清界限，與我國其他世界通史性著作相比，取得了重大進展。如果脫離我國世界史學科發展的歷史孤立地去看這三部著作或某一部著作，對其認識往往會有就事論事的局限。隻有將它們放在我國世界史研究的長河中，才能看清其價值所在。

世界史成為一級學科后，其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史學史研究，但切不可誤認為這一研究隻與外國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有關，而將中國世界史學者的研究成果排除在外。應該明確，對中外史學家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都可以而且應該從史學史的層面進行研究。中國的世界史學者更應該從僅僅關注外國史學家研究成果的局限中解放出來，大力開展與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息息相關的史學史研究，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幾代中國世界史學者的豐碩研究成果以及當代中國世界史學科的迅速發展，是加強我國世界史學科史學史研究的寶貴資源。相信隨著我國世界史學科史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化，我們對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發展歷程、理論成就等會有更清醒的認識，而這又必將推動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取得更大的成績。

來源：《人民日報》（2011年11月17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