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莉莉（Lily Kong），新加坡國立大學（大學及環球關系）副校長、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Yale-NUS College）代理執行（學術事務）副校長、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教授。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獲社會和文化地理學博士學位，同時為英國拉夫堡大學榮譽博士。擔任新加坡公共服務委員會成員、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理事會成員、凱恩斯研究所國際咨詢委員會成員、莫道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亞洲研究中心國際咨詢小組成員﹔也是國際知名期刊《社會與文化地理》（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人文地理對話》（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的聯合主編，ARI-Springer亞洲系列首席編輯，同時是15個國際期刊編輯委員會和國際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研究以宗教、文化政策、創意經濟及國民身份認同為主，出版書籍和專著13部，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100余篇，主持過多項研究項目，本人及其研究成果獲得過多個國際獎項。

　　1 通才教育和跨學科教育是未來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報》：江教授，您身兼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副校長等職，但您首先是一名學者，可否為我們談談文化地理學這個學科涉及的跨學科知識？另外，學者的身份對您的管理領導工作有何影響？

　　江莉莉：作為學者，我的專業是社會和文化地理，屬於地理學中人文地理的部分（另一個部分是自然地理）。我的研究興趣很廣，移民、全球化影響下的人口遷徙、民族認同、宗教、創意產業等領域都有涉及。人文地理具有很強的跨學科特色，例如經濟地理學家跟地理學家、經濟學家都有很多的共同研究點。就我的研究領域來說，跟社會學研究者一起合作的機會比較多。

　　我平時在和本專業的學生接觸時，發現他們一開始會覺得人文地理不是真正的地理學。實際上，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認識和改變世界，不用拘泥於某一個學科的特色。通才教育和跨學科教育是未來的必然趨勢。我本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從學生時代就開始跨學科學習。讀本科時我非常喜歡文學，希望能夠在以后的研究中把文學和地理學結合。我閱讀了很多19世紀時期介紹英國殖民統治下新加坡風貌的文章，那可以說是我文化地理學研究的起點。讀博士期間，我對文學、宗教、歷史、社會發展都感興趣，就研究了有關新加坡宗教地理的問題。

　　雖然現在做很多行政工作，但我仍然主要是一個學者。我帶博士生和碩士生，堅持抽出時間做研究。此次中國之行也安排在北京師范大學做一個關於“城市文化空間”的學術演講。學者出身的人做大學管理工作會比較了解做研究的過程和意義，制定出來的政策能夠最大限度地幫助研究人員和教師。新加坡國立大學一直在努力制定精簡而有效的管理機制，努力減少教師的行政事務，讓他們專心做研究。

　　2 學者使命是傳播知識和推動社會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報》：除了大學領導和學者的身份之外，您還是多種學術期刊的編輯組成員。相信做編輯也佔用了您非常多的時間，您為何一直堅持下來，請您談談體會。

　　江莉莉：我所參與編輯的期刊基本上都是西方國家的期刊。他們希望能夠在編輯組成員中有來自亞洲的學者，帶給他們亞洲的視野和觀點。我參與編輯的學術文章，一部分是我非常熟悉的學科和領域，一部分則不完全是我所學的專業。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參與工作。今年8月份，我在澳大利亞一個學術會議上所談的問題就是，為了讓世界了解亞洲，什麼樣的學者做出來的研究最有價值？我認為是對於東西方都比較了解，既深刻地理解亞洲文化，又掌握了與西方對話的方式，能有效將亞洲講述給世界的學者。我稱之為“跨文化學者”（In Between Scholars）。世界需要跨文化學者。有時亞洲人認為自己很了解西方國家，其實並不一定﹔有的西方學者花了很長時間學習亞洲的語言、文字、文化，自認為很了解亞洲，也許他們對書本文獻上的內容已經了解得很好了，但這遠遠不夠。

　　雖然時間有限，但我仍然把編輯工作堅持下來，並且樂在其中。在學術上，當編輯是一種服務。資深編輯的意見和建議對於年輕學者來說非常重要。為了推動學術發展，有經驗的學者和編輯應當分出一部分時間幫助后輩成長。有些學者認為，發表文章目的就是給學術界看，得到相關學術界的認可或為自己爭取更好的職位。但作為一名學者，其根本使命是傳播知識和推動社會進步。只是專注於自己做研究、發表文章，無暇幫助后輩，無益於學術進步。另外，學者也不能夠為了學術成果而一味地隻在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語言更加通俗易懂的大眾型媒體上也應該時常有學者的聲音。

　　3 “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是歷史與創新的結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建立於1905年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是新加坡、亞洲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綜合性大學。作為百年名校，國立大學的定位是怎樣的？每一所大學在發展過程中都會根據其內部、外部的環境制定發展戰略。隨著其他學校比如南洋理工大學的綜合性發展和崛起，國立大學如何保持其優勢？

　　江莉莉：從名字就可以看出，新加坡國立大學起初的定位，不論是人才培養還是學術研究，都是為國服務。所以，國立大學對國家有特別的責任。關於優勢問題，我認為大學要辦出自己的特色，既可以和別人做同樣的事，也可以做不同的事。做不同的事，可以取長補短，讓差異越來越小﹔做同一件事，要用不同的方法做得更好。很多大學都在嘗試建設綜合性大學，國立大學就需要做到更好。大學不可能每個學科都強，我們需要根據自己的特色和競爭優勢確定重點學科和研究領域。而且，我們也在積極尋找新的發展方向，與耶魯大學合作新辦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ag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國立大學的導師制也體現了跨學科的特色。每個學生都有一個論文委員會，由至少三人組成，其中一位是學生所屬院系的老師，另兩位是其他學科的老師。我們需要老師從不同領域、不同學術角度來看待學生的研究論文。

　　《中國社會科學報》：談到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我們知道這是兩所學校在發展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合作。在耶魯三百年的歷史上，它的畢業生創建了數所世界名校——普林斯頓、達特茅斯、威廉姆斯、康奈爾和約翰·霍普金斯等等，但是從未與其他學校合作開設新學院。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這次合作建立新學院的動機和過程？

　　江莉莉：新加坡教育部有個國際咨詢委員會，成員主要來自於一些學術前輩和大學領導者，他們負責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提供咨詢建議。2007年該委員會提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還缺乏一個博雅學院。以美國為例，博雅學院的畢業生成為政治、經濟領袖的比例非常高，而且明顯高於專業學科的畢業生。國立大學前任校長施春風曾經考慮把博雅學院建立在國立大學之內還是建在大學之外的問題。帶著這個問題，我帶領一個工作小組去了美國。經過反復考慮最終決定，最適合國立大學的模式是與一所規模較大、研究型的名校合作，建立一個獨立的博雅學院。無獨有偶，耶魯大學當時把亞洲作為重點發展對象，其校長時常去中國交流，並且和復旦大學等高校有合作。他們仍想與亞洲其他國家開展更多合作。最后，在達沃斯論壇會議期間，耶魯大學校長和國立大學校長就合作辦學達成了一個初步意向。該項目從籌劃到現在有三年時間，學院目前已經完成了第一批次的招生，共有50名優秀學生入圍。該批次學生以新加坡本地人為主，以后學院會考慮招收亞洲其他國家的學生。在2013年8月開學之前，招生還將進行三輪。預計至穩態發展時，學院每屆將有250名學生，常年在校生為1000人，分為三所寄宿學院，各容納330名學生。我們希望寄宿學習生活能激勵學生把生活和學習融為一體，並創造強烈的團體意識，包括集體責任感和榮譽感。此外，我們也將為學生提供各種全球化的實習及學習機會。

　　4 博雅教育培養學生全球視野和批判思維

　　《中國社會科學報》：博雅教育是一種很有趣的教育模式。有人認為，博雅教育是最實用的，因為它重視培養學生的知識廣度和思考能力，但也有人對學生畢業之后是否有一技之長的問題發出質疑，畢竟亞洲的大學都還在實行專業化教育。這種在美國盛行的教育模式搬到新加坡運作，是否會帶來水土不服的尷尬？

　　江莉莉：博雅學院又被稱為 “文理學院”。雖然它是美國一種獨特的本科教育模式，但實際上起源於歐洲，旨在培養文理全面發展的通才學生。我們剛開始在新加坡宣傳博雅教育的時候，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學生的父母甚至擔心孩子畢業之后找不到工作。經過我們多次解說和介紹，民眾已經開始慢慢接受。其實博雅教育並非沒有專業特長，一般來說一二年級是通才教育，三四年級會有相應專業的劃分。但是，即使同樣是哲學專業，博雅學院和國立大學所教授的方式都會有所不同，前者會非常重視跨學科的部分，大概佔到總體教學任務的三分之二。學生們既要學習中國哲學，也要學習西方哲學，同時要和歷史學、文學等結合起來學習。國立大學所希望創建的博雅教育是一種既不過於注重又不完全脫離西方模式的博雅教育，跨文化教育是一大特色。

　　關於對博雅教育實用性的質疑，我認為隨著人們獲取知識的途徑日益多樣化，現在重要的不是懂得多少知識，而是如何把這些知識串起來，從各種角度分析問題。很多畢業生將來可能換多份工作，這些工作可能屬於不同行業。為他們提供內容廣泛的基礎教育、培養他們多方位思考的能力，將有助於他們學習新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習有效溝通和分析問題的能力，畢業后將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在不同的行業中生存和競爭。

　　《中國社會科學報》：耶魯大學建立海外分學院受到廣泛關注，也遭到了多方質疑。《紐約時報》一篇報道的題目就是《耶魯在新加坡的冒險》。其中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部分耶魯大學教授，質疑新加坡和國立大學是否具備適合開辦博雅學院的言論和學術自由。

　　江莉莉：國立大學對這些質疑的聲音都有心理准備，並且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非常自然。但是我需要強調的是，新加坡和美國兩國大學的不同並不是哪邊缺少學術自由，而是文化差異和溝通的問題。美國當地媒體沒有經常對新加坡進行報道，民眾自然缺乏對我們的了解。發表反對言論的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沒有來過新加坡，對於這裡的教育和文化沒有掌握第一手資料。每個社會都有可以進步的余地，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新加坡已經完全准備好了建立博雅學院的一切條件，我們有追求更好的學術和教育發展的權力。同時，質疑的聲音也讓我們進一步確認，新加坡以培養具有東西方文化底蘊和批判性思維學生為方向的重要性。

　　5 在中國創建學生創業基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主管的是國立大學對外合作方面的事務，請談談在國立大學的全球戰略中，與中國的合作都有哪些，未來還有什麼新的計劃。

　　江莉莉：中國是國立大學海外發展的重點合作對象。我們與中國的合作形式很多樣，例如與高校互派交換學生、向企業派遣實習生、建立海外分院和工業園區研究院等。通過這些活動，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增進了解。其中我想重點介紹的首先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蘇州研究院。它建立在蘇州工業園區，明年就可以正式運作。研究院的主要任務是科學項目研究、企業管理人員培訓以及作為國立大學畢業生在大上海地區的創業基地。

　　第二個與中國合作的領域是國立大學的海外分院。國立大學在世界企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設有7所海外分院，第一所創辦於硅谷，重點是高科技起步公司，學生們在斯坦福大學上課。其他6所分院分別設在中國的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瑞典的皇家技術學院以及以色列和印度的兩所大學。近年來，隨著國立大學海外學習計劃進程的加快，有近50%的本科生可到海外浸濡和體驗生活，超過20%的學生因學生交流計劃可在海外獲得6個月或更長的學習時間，其中包括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的實習。學生們在獲得豐富的海外文化浸濡的同時，還受益於一些海外最好的大學所提供的優質課程。獲選參加這項計劃的學生將在這些城市的高科技起步公司或創新公司進行一年的全職實習。這些公司都經過精挑細選，以便為學生提供機會向這些起步公司的創辦人和企業家直接討教。

　　最后，我想介紹一下國立大學的大學領袖人才研習會。為了促進亞洲大學之間的互相觀摩學習，互相借鑒經驗，我們今年3月首次推出了大學領袖人才研習會。首次研習會為期5天，名為東盟專場，吸引了來自東盟地區17所大學的60位校長、副校長、院長以及部門主任。在3月份的東盟專場之后，我們很榮幸接到上海交通大學的委托，在7月份為上海交大辦了為期3天的專場。這次研習會的主要內容分兩大部分，一方面是有關大學管理的部分，主要有中、美、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對比分析、教學人才的聘用和繼任規劃、國際人才管理與研究、高等教育的未來趨勢以及放眼十年后的上海交大等內容﹔另一個方面是宏觀的趨勢及政策研討，包括亞洲增長模式和挑戰、亞洲領袖如何走上國際舞台等課題。我們決定在2013年春季在新加坡開辦中國專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