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發展的多樣性決定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樣性。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明多元化的國際大背景下，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概括起來有兩種理論，一種是文明沖突理論，另一種是與之相對應的文明對話理論。隻有加強文明對話，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才能避免文明沖突，實現構建和諧世界的願景。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上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后又不斷地擴充和修改，並且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提出了冷戰后的國際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基礎之上的觀點。該圖書多次出版，相當暢銷，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政治家和學者們紛紛從國際政治、軍事、外交、歷史等多維度對其進行解讀和闡釋，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普遍的關注。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簡述

　　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文明最重要的內容是人類的宗教信仰。他把多樣性的世界文明從宗教的維度主要劃分為七、八種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各文明之間的力量對比處於變化之中，人民和國家之間的聯盟變為沿著文明之間的界線進行重組，而不僅僅是按原來冷戰時意識形態的組合來區分敵我。文明的核心國家將是國際政治格局、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主體。文明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沖突將顯著地影響著全球政治，未來的戰斗線將是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文明沖突主要地發生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次上，可分為兩種形式。在宏觀層次或全球層面，就是不同文明的主要的核心國家之間的主要沖突;在微觀或地區層次上，指不同文明的鄰邦或同一國家之內具有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或集團之間在文明斷層線上的沖突。“文明的沖突”是亨廷頓理論的主要內容和核心觀點。塞繆爾·亨廷頓進一步指出，文明斷層線上的沖突或戰爭比單純由政治與經濟造成的沖突更難以協商調和，同時還有暴力水平高、時斷時續、意識形態混亂等諸多特點，在時間上相對持久，這種沖突隻能暫時性地休止，而不能永久地結束，它是無休無止的，原因是由於文化特征的差異性具有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歷史上的以及人口因素和宗教構成等極其復雜的特征。

　　亨廷頓一直對當今世界正處於上升勢頭的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充滿憂慮，為對抗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結盟和延緩西方文明的沒落，他的策略是利用北約以維護和保衛現在強勢將來可能會衰落(但不是直線式的衰落、會出現反復、時間上來講可能與西方興起所需的時間差不多)的西方文明。面對網絡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發展，文明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將是人們所無法回避的大趨勢，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真可謂就是這種大趨勢的一種反映。可以說，塞繆爾·亨廷頓為分析當今世界的沖突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往更深層次分析，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是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大背景下，對西方文明如何保持其強勢地位的一種思考和焦慮心態。

　　塞繆爾·亨廷頓的某些論點刺激了世界各大文明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經，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較廣泛的影響，頗具代表性，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很有“市場”。基辛格博士認為它是最富爭議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一。文明沖突論的倡導者亨廷頓曾任美國卡特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安全計劃顧問、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其身份和立場很大程度上是服務於美國等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利益。他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對立性和不可融合性，隻注重了文明的一種特性(差異性)而忽視文明的其他特性(同一性、融合性等)，並武斷地將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置於一種永久性的對立狀態。在亨廷頓看來，文明發展的歷史是穩定性和差異性為主的，而文明傳統一旦形成之后，便很難改變。亨廷頓同時也是西方所謂“普世文明”的倡導者。他認為西方社會“文明”，非西方社會“不文明”，非西方社會可實現經濟現代化但無法實現西方化，即“文明化”。①冷戰結束以后，“文明和文化”的認同感將上升，會成為國際政治新世界新秩序的基礎;國家集團將圍繞世界主要文明演變成新的國際勢力組合，在價值觀的傳播(如西方式的民主)和經濟資源(如中東北非的石油資源)的佔有等方面展開新的競爭，新的競爭結果將決定世界新秩序;西方文明正面臨正在興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戰。在他們眼裡，“文化的共性和差異影響了國家的利益、對抗和聯合。”②總之，亨廷頓的文明觀並沒有完全擺脫冷戰時期的陰影，始終貫穿著冷戰思維，它是美國等西方強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世界文明領域的一種表現，是西方國家21世紀全球霸權思維的一種現實反映，成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和對其他國家動武的理論根據，使西方國家披上一層“文明”的外衣。實質是“用霸權者的心態來看世界文明的，是對人類文明發展史的一種簡單公式化處理，其表現就是唯我獨尊、盲目排外，其根源可以說是對異己文明的無知和排斥。……因為無知才有蔑視或仇視，才會產生沖突甚至是戰爭”。③

　　客觀地講，由於人類文明的一些不可通約性，各大文明之間巨大的特殊性、差異性，確實會出現一些理念上的差異，用一種文明很難完整全面准確地解讀另外一種文明，很容易在國際關系中形成一種排他性和獨斷性。雖然解釋的理論范式不同，卻不一定直接導致沖突，文明隻有和其他因素(如利益等)結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所謂“文明的沖突”，但面對世界出現沖突、戰爭等殘忍的狀況，並不是各大文明都會無所作為，因此，必須轉換“文明的沖突范式”、展開積極的文明對話，來消除各大文明彼此之間的緊張。

　　“文明沖突”的根源簡析

　　要解決“文明沖突”的核心問題需要揭示其根源。亨廷頓的文明理論范式是“文明的沖突”，賦予文明或文化差異以第一的和根本的重要性，注重差異性而忽視文明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認為構成文明沖突主干的則主要是三大文明力量的對比及其相互關系，即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以及三者力量之間的對比變化似乎是一種單純力量對比的數值變化。然而，這分明是一個具有實質性內容的“質”的問題，用更加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它牽扯到一種實體性“質”而不是一種力量之間的單純的“量”的關系。

　　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的解釋模式中，就是要把所有的問題統統拋入“文明差異性”之中。故而，一方面，東亞(筆者從整體上分析認為指的是類似“朝鮮”式的共產東亞)與西方的沖突，具體來說，乃在於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的增長;但這種力量最終要形成沖突，其最終的根源乃在於文化方面：“沖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異”。④另一方面，伊斯蘭與西方的沖突，其根源一開始就被設定為是宗教文化的差異：“造成這一發展中的沖突模式的原因，不在於諸如12世紀的基督教狂熱(指的是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和20世紀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這些暫時的現象，而在於這兩種宗教的本性和基於其上的文明。”⑤但是，更加具體的說明就須借助於人口因素：穆斯林青年人口的激烈增長(伊斯蘭教的快速復興是被驚人的青少年年輕人口增長率所推動的)，伊斯蘭教又比較獨特，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蘭教，而西方人大多數處於低生育水平。青年人是戰爭的生力軍，再加上受歷史上伊斯蘭教獨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聖戰”制度的影響，使青少年成為了“殉教”、“聖戰”的主要來源。實際上，在西方文明的眼裡，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威脅決不僅僅是恐怖主義的興起，而在於強大的伊斯蘭文明的復興，西方所謂的“民主”在伊斯蘭地區的表現形式是伊斯蘭的復興和原教旨主義的興起，這也使人聯想到當前的中東北非的一些國家所謂的“革命”成功后，立馬掉轉槍口對准西方，加強政治、法律等的伊斯蘭色彩，更何況伊斯蘭文明是歷史上唯一能兩次對基督教文明構成威脅的文明。

　　由此可見，在亨廷頓的解釋模式中，關於“文明沖突”的根源歸根到底仍是抽象的，所以它們事實上不可能對“沖突”的根源有真正實質性的揭示。然而是可以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來解釋歷史、現實甚至未來的一些現象的。如果把文明比作河流，環地中海地區就是世界文明的一個大漩渦，歷史上羅馬帝國和基督教曾經是環地中海的佔領者，而阿拉伯大帝國強盛時期和伊斯蘭教也曾是環地中海大部分領土的佔領者，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在以及未來都可能會因為文明問題而出現動亂與戰爭。

　　可以看出，亨廷頓的文明解釋模式只是把它歸結為文明之間固有的沖突本性。他還特別突出了伊斯蘭文明與其他主要文明之間的沖突程度，亨廷頓認為伊斯蘭周邊是“血腥的邊界”，各文明之間的沖突程度如下圖所示：

　　其中，本來試圖賦予某種抽象化和形式化“文明差異”本身，也變成了得以掩人耳目的一種口實。很顯然，要使文明的差異直接變成文明的沖突，就必須要注入某種“暴力”;而事實上要復雜得多。實際上，對於伊斯蘭文明，亨廷頓也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伊斯蘭教是一個非常熱愛和平的宗教，“伊斯蘭”的本意就是“和平、順從”，伊斯蘭教的教法原則和基本教誨，都反對濫施暴力，要求穆斯林行事處世時要寬厚仁慈，禁止對無辜平民採取傷害行為。

　　主要由於這種解釋之完全抽象的性質，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出台之后確實招致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在某種較為具體的層面上，要數“9·11”事件之后的美國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喬姆斯基抨擊得最為激烈。在喬姆斯基看來，根本不贊成把當代世界沖突的根源歸結為文化價值的差異，而應該從更加現實的和具體的方面來探究引起沖突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美國和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政策。強權政治乃是當今世界上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恐怖主義”。⑥不徹底根除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世界是不會安寧的。霸權主義是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要威脅，我們既反對恐怖主義也反對霸權主義。當西方向伊斯蘭國家強制輸出西方式的“民主”觀念時，中東北非等地區的穆斯林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動亂。殊不知，亨廷頓並沒有意識到，在西方，人們是忠誠於國家，國家是忠誠的最高點，而中東北非地區的穆斯林則相反，“游牧民族”穆斯林忠誠於其部落和宗教，部落一直是中東北非等伊斯蘭阿拉伯國家的政治中心，對部落、國家、宗教的忠誠強度的曲線則在某種程度上呈U字型，當今伊斯蘭世界缺乏一個核心國家來起到領導和維護伊斯蘭秩序的作用，所以才可能在西方的鼓噪下出現了一系列的中東北非亂局。

　　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

　　國際上絕大部分學者難以認同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對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則力主“文明對話論”。杜維明1990年提出研究文明對話這個領域的時候，剛開始並沒有引起大家特別大的關注。1993年，塞繆爾·亨廷頓拋出“文明沖突論”之后，大家紛紛對亨廷頓的觀點進行了批判，與此同時，人們開始更加關注杜維明教授的文明對話理論，該理論受到了一些肯定、支持和贊同。杜維明認為很多杰出的學者已經看到了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破綻所在，相信多元文化並存，通過對話和和解，人類社會一定會迎來一個充滿希望的新世紀。為此，杜維明積極地在世界各地組織並參加一些文明對話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四處演講，極力倡導文明對話，不僅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而且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聯合國以及部分發達國家的一些政治家、學術界、宗教界學者的肯認。

　　如果要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使各種不同的文化(軸心文明之間)能夠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共存，就需要通過對話，從而逐漸發展出生命共同體的意願，使大家都具有和平共處的根源意識。文明對話主要是了解對方，反思自我的局限性，而容忍是文明對話的最低要求。文明對話的結果是互相學習，互相參照，慶幸人類文明多樣性，共同為人類的文明和持久和平作出貢獻。在杜維明為聯合國2001年《文明對話宣言》所寫的第二章“全球化與多樣性”中，他在論述“全球化與多樣性”時所依賴的論據、前提或假定與亨廷頓差不多，主要包括：文化在當代世界的新格局中愈來愈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現代化既不是美國化也不是西方化;“面對文明沖突將要到來的警告，文明對話不僅僅是一個願望，而且成為現實必需。”⑦

　　雖然杜維明的理論與亨廷頓的模式在基本點上有相同的地方，但兩者的基調或氣氛卻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結果也相去甚遠。亨廷頓的立足點乃是“文明沖突”，在他看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與亨廷頓相反，杜維明的立足點毋寧說是“文明的和解”，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出自多元現代性;於是全球化和本土化就必然相生相伴、各擅勝場，而在這樣一種大趨勢中，“跨文明對話”意味著人類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即“超越普遍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以達成各文明間的真正和解，通常被稱作“全球共同體”或“地球村共同體”。⑧

　　亨廷頓的出發點是美國的利益，他曾在《變化中的美國利益》一文中明確地表達了維護美國利益的立場，在亨廷頓看來，無論是軍事還是文明，都是為西方(更確切地說是美國)的利益服務的。而杜維明則不同，除了具有儒者的擔當外(杜維明是第三代新儒家的領軍人物)，還著眼於世界的各大文明的真正的和平相處，歸根結底，還是具有為之不懈奮斗的精神和儒者的理想化的色彩。杜維明文明對話思想所挖掘的儒學中的和平價值及儒者的擔當是他新挖掘的並需要繼續挖掘的利用儒家的和平願景價值取向，具有更加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學術背景。

　　文明對話的呼吁

　　1990年，最早倡導文明對話的學者之一的杜維明明確表示，文明對話是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發展和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針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杜維明呼吁建立一種新的對話文明。伊朗前總統哈塔米是最具有政治影響的倡導者之一。哈塔米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倡導文明間對話的新范式，這為國際關系提出了一種替代范式。他認為，“接受對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拒絕武力”是20世紀最有價值的成就之一。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和政治家的角度來闡釋：一方面它從實用主義觀和全球化角度看待文明;另一方面，它是對其歷史、文化和政治的反思。哈塔米關於國際關系新范式的理念實質上是權力與權利的較量。⑨1998年9月，伊朗前總統哈塔米在第53屆聯大正式倡議將2001年定為“聯合國文明對話年”，獲得了普遍贊同。聯合國第53、54、55屆聯大連續通過了類似的決議。2011年12月11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第四屆聯合國文明聯盟論壇開幕式上致辭說，“文明聯盟”在聯合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世界多元文化之間的溝通與對話，從而消除沖突，並幫助在轉型期內的國家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因此，杜維明是先於亨廷頓提出了文明的問題，也並非完全是出於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回應。隻不過，亨廷頓使文明和政治、歷史等其他學科、人口等其他因素交織在了一起，引起了學術界、政治家、外交家等的高度重視。

　　中國文明對話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宋健指出，倡導不同文明對話的目的就在於增進不同文明間的寬容和理解，化解沖突，擴大共識，從而實現人類社會的和平與共同繁榮。他說，“不同文明在相互交融中會看到更多相似之處，發展許多共同的價值。”⑩通過文明對話，在差異性中達成一致性，在多樣性中尋求統一性，成為一股潮流。文明對話也曾經是20世紀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宗教界和學術界關注並熱烈議論的話題。文明對話的基本的和首要的內容是宗教對話。在這種背景下，德國著名神學家孔漢斯指出：“沒有各宗教間的和平，就沒有各民族間的和平;沒有各宗教間的對話，就沒有各宗教間的和平;沒有各宗教間的研究，就沒有各宗教間的對話。”{11}他把宗教對話的重要性提到了實現世界和平的高度，使不同宗教取得了共識並且共同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的使命。真正的宗教都熱愛和平，宗教界是維護世界和平、建設和諧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民族沖突和宗教沖突依然不斷。人們難免會陷入一種困惑：宗教是主張和平的，為什麼卻往往成為引發沖突的因素之一呢?可見，宗教既是化解沖突和矛盾的重要力量，也有可能是引發沖突和戰爭的原因之一。要使宗教成為促進和平、化解沖突的力量，就必須進行文明對話。為此，世界各國領袖聯合起來呼吁和平，積極開展對話，對世界和平起到正確的引導，從而將促進構建人類的和平願景。宗教對話是文明對話的核心所在，文明對話是國際政治倫理的一個基本准則。在全球化時代和網絡化時代，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變得相當頻繁。世界是多文明的和多極的，隻有通過文明對話才能消解文明沖突，促進異質文明間的交流與合作。通過坦誠對話，尋求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將是建立公正秩序、消除暴力沖突、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徑。

　　總之，文明對話可在不同文明之間架起理解溝通的橋梁，消除誤解與恐懼;文明對話有助於各文明間相互影響、相互激勵，在保持各自信仰、實踐的獨特性的同時，相互學習，共同發展。因此，我們認為，文明對話既是各文明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當今時代和平發展的訴求。胡錦濤總書記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首次提出了“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12}的構想，特別強調和諧世界是多樣性文明對話溝通的世界，是多樣性文明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世界，是多樣性文明和諧共存的世界。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開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對外文化交流，廣泛參與世界文明對話，促進文化相互借鑒，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共同維護文化多樣性。”{13}

　　(作者為南京大學哲學博士，海軍指揮學院講師;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平願景與文明對話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1CZX075)

　　注釋

　　①④⑤[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70、250、232頁。

　　②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1993，p22-49

　　③閆文虎：“文明沖突 文明對話 文明交往——三種‘文明觀’的外交理念和實踐及發展趨勢”，《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⑥⑦⑧哈佛燕京學社：《全球化與文明對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79、86頁。

　　⑨閆文虎：“從文明無知、文明沖突到文明交往、文明和諧——對學術界三種文明觀的基本述評”，《許昌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⑩宋健：“文明對話：世界的共同追求”，《人民日報》，2001年9月21日。

　　{11}張志剛：《宗教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3頁。

　　{12}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

　　{13}“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解放軍報》，201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