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推進的中非合作關系正在成為呈現中國新的全球思維及其話語建構的國際舞台，成為中國與西方發生思想交鋒的特殊領域。如何以中國的立場和方式展開創新研究，最終建立起屬於中國的“思想與學派”的知識體系與話語形態，從而在非洲問題的理解與思考上實現東西方話語優勢的主客場轉換，中國學界還需有更開闊的思考與持續的努力。

　　非洲是當今世界最后一塊欠開發的大陸，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能是世界留給中國思想智慧呈現其特殊之價值的一個意義非凡的機會。近年來，快速推進的中非合作關系，正在成為呈現中國新的全球思維及其話語建構的特殊舞台，成為中國與西方思想發生真正交鋒與碰撞的領域。然而，對於非洲研究這一最初由西方開創且今日西方的學術和話語仍在其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際學術思想領域，如何以中國的立場和方式展開思考，創新研究，突破西方知識與話語高牆，堅實有力地建立起屬於中國的“思想與學派”的知識體系與話語形態，從而最終在非洲問題的理解與思考上實現東西方話語優勢的主客場轉換，中國學人還需有更清晰開闊的思考與堅韌持續的努力。

　　中非發展合作與非西方世界的知識創新

　　過去五十年，非洲掙脫西方殖民統治枷鎖，從一個相對較低的歷史起點上開始了獨立國家的成長經歷，無論是政治演進與經濟成長，還是族群結構與國際關系，皆歷經磨難，呈現出極特殊的形態且面臨復雜挑戰。解決非洲當代發展問題，不只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發展問題，同時還是一個內容更為復雜、過程亦更加漫長的文明再造與國家建構的問題。因而無論是從實踐的層面還是從理論的層面上看，都會是充滿挑戰性的，其中必然會孕育著人類知識與理論創新的巨大空間與機會。在非洲問題研究方面，西方雖然先行一步，但並未壟斷全部真理，它依然給作為后來者的中國學者留下許多遠未解決的思想難題，以及相應的知識創造的廣闊空間。

　　隨著中非合作關系的快速發展與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提升，中國與西方國家在非洲問題上的思想交鋒與價值碰撞，以及雙方的相互適應與調整，必然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①過去，西方世界總體上不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還會有開辟現代歷史的思想創造，也不承認發展中國家有自己的思想權利。因而，這不僅是一個南北力量發生碰撞與對峙的領域，也可能是一個東西方思想話語優勢發生主客場轉換的關鍵領域。事實上，西方思想界與知識界部分人士近年來對中非關系的高度關切及對中國對非政策的種種尖銳批評與指責，從另一方面表明中非發展合作獨特實踐及其背后包含的新的思想傾向與價值追求，正是中國學術思想界可以主動予以拓展的一個重要新天地，是中國學術思想界擺脫對西方原創知識與思想的長期依賴趨隨狀態，從而創造出自己的跨文化元話語體系並走向世界的一個特殊機會。

　　從長遠的戰略高度上看，包括中非合作在內的整個發展中國家今日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國際交往與發展合作，其意義除了加強發展中國家的集體的發展力量、促進國家的發展與文明的復興之外，還包含了格外的要求，格外的時代使命，那就是需以自身的當代發展與知識經驗，從源頭上參與對全球現代性思想話語的建構塑造，參與對人類文明核心理念之內涵及本質的重新理解與再度詮釋，並最終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性偏狹話語體系而開辟人類歷史的新進程。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今日的中國除了需要重視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權”以外，還需要重視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思想發展權”、“話語發展權”。對此，中國應該有十分清晰的立場表達，立足於中國方位提供全球性的推進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發展權益的思想框架、知識產品、話語體系。在這方面，當代中非發展合作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總結，則有希望成為一個特別的思想溫床，一個可依賴的知識創新活水源頭，能夠有力地支持21世紀亞非世界建立新的具有時代創新精神、同時又深刻包含自身古老傳統的思想創造和知識創新。

　　這將是一個全球知識與思想的重建進程，道路漫長而前景廣闊。從某種意義上看，今日有關非洲發展及相關國際理論的研究總體上不像其他國際問題之研究那樣多被西方主流話語所壟斷與覆蓋，相反，在非洲發展問題及其研究的許多方面，往往還特別能証明西方知識話語固有的偏見與失效。因而非洲發展問題的研究，對非洲發展道路及中國對非政策與戰略的思想提煉與理論解讀，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片可作長期深耕的理論沃土，一片能為非西方世界的知識發展作出特殊貢獻的理論新天地。

　　在此方面，中國學界當有所作為。可以期待的是，作為中國思想智慧與民族精神的當代表述，一種既與中國古老學術傳統與思想源頭相銜接，同時又兼具時代特征與全球眼光的中國非洲研究事業的推進，必將對中國學術現代品質的鍛造——諸如主體意識的覺醒、全球視野的拓展，普世情懷的建構、中國學派的形成等等，產生特殊的增益作用。②

　　非洲問題研究領域的國際競爭與思想交鋒

　　對於思想文化的力量，西方國家一直有其特殊的理解。過去數十年，西方國家始終高度重視思想優勢的保持與學術話語霸權的掌控，並投入相當多的精力與財力。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二十多年，在推進其全球戰略的過程中，西方通過持續性地實施對發展中國家的所謂“民主援助”戰略，將經濟援助與意識形態輸出挂鉤，以援助為手段在發展中國家持續輸出西方的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西方用大量的經費資助扶持發展中國家各類學術機構、民間智庫、出版網絡、媒體機構，以此介入當地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和媒體界，影響其價值理念與思想傾向。

　　長期以來，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相關投入不足，其非政府組織、科研機構、民間智庫、媒體網絡因此常須接受西方經濟援助，由此也與西方形成一種特殊依存關系。西方投入大量的資金支持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思想學術機構，自然有其長遠的戰略目標，有其巨大的國家利益的考慮。盡管不可一概而論，但作為一個整體，西方“思想文化援助”的真實目的，仍然是希望通過一種潛在而隱蔽的方式，通過傳播其特殊的理念與價值觀，來達到維護西方長期以來的霸權地位和特殊利益。特別是，西方在傳播其特殊理念與價值觀時，通常將其包裝在一整套精心設計且極為復雜的話語體系中，且依照時勢需要，轉換成諸如“民主”、“人權”等外表光鮮亮麗、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正當性的概念，並將其廣泛滲透於廣大發展中國家思想與意識形態各領域，以無形的方式，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社會精英、知識階層乃至普通民眾的思想和意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二十多年來，通過各種有目的的附加政治條件和意識形態內容的對發展中國家援助，西方強化了自己的思想體系與價值理念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推動了發展中國家學術機構和思想精英在思想觀念上與西方的趨同化。西方也因此在意識形態的競爭中實現了某種“情勢逆轉”，使自己重返了道德話語的高地。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時期，發展中國家高舉反帝、反殖、反霸的話語旗幟因而佔據道德高地和話語優勢的情勢不同，今天，面對西方以強大投入戰略和偷梁換柱之技法精心包裝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意識形態話語攻勢，發展中國家往往因缺乏積極有效的回應手段而處於被動受損的弱勢地位，許多時候陷於“集體失語”的沉寂狀態，或是隨波逐流，被動跟隨依附於西方的強勢主流話語。這種情形的出現，表現出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話語體系、思想知識創新能力、學術研究能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跟不上自身發展要求，發展中國家的“思想發展權”受到限制，“話語發展權”受到侵蝕，相對於西方，形成了新的發展差距、思想窪地與知識鴻溝。

　　然而，從長遠來看，非西方世界在21世紀的發展是一個總體的趨勢，而人類追求共同發展並促使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走向公平合理亦是歷史進步無可逆轉的必然。在日益突顯的歷史事實面前，西方的文化帝國、話語霸權和意在阻止延緩非西方世界發展的話語高牆必將是要被打破的。

　　首先，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國家帶著明顯實用主義和雙重標准的“民主援助”，終將逐漸暴露出它們真實的用意和企圖，其虛假的道德面具和單方面的話語優勢也將隨之而喪失。其次，隨著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全球發展的主角，以客觀事實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經驗為基礎，發展中國家終究會做出自己的理智判斷與選擇，外來的別有用心的離間與中傷終會歸於徒勞。第三，更重要的是，從長遠看，西方的話語霸權將提醒並推動非西方國家日益重視國際思想競爭能力與本國本民族思想原創能力的提升，這將促使非西方國家逐漸進入現代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前沿領域，進入人類發展與現代性思想理論的高端。通過這樣一種思想領域的自覺、自信及持久艱苦的努力，非西方世界一定能夠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能反映人類歷史發展普遍經驗的、能滿足國家民族發展要求的、能支持對外平等對話的現代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從而在根本上結束思想和文化上依賴從屬於西方的歷史，在現代性的元話語體系中生成發展中世界的知識體系。

　　我們也期待，以21世紀中非之間直接、主動和日益增強的發展合作為理論創新的基礎與話語源頭，面對非洲大陸追求現代發展的宏大時代命題進行思考，在不遠的將來，中國非洲研究的規模和水平將逐漸趕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而這種發展，本質上是與非洲在全球發展中的重要性、中非合作的長遠戰略意義和中國為實現和平發展戰略而進行思想、知識與文化的系統建設要求相符合的。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的學術視野與精神氣度

　　不過，與國際國內形勢的快速發展和現實要求相比，與西方發達國家百年積累的研究成果相比，目前中國的非洲研究還有大力加強、調整、改善的必要。在一些重大的核心理念與精神形態方面，還需要做出深入思考，而如下幾點是當下需要特別予以關注的。

　　第一，從總體上說，中國的非洲研究不能脫離中國和平發展和中非雙方追求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的指引，也難以置身於激烈的國際政治和思想文化競爭之外。在這一點上，毋須諱言，非洲研究中的某些特定領域，是具有高度政治關切性的國際性學術研究。在此背景下，學術與政治、個人與國家、思想與現實之復雜關系如何，是一個特別需要明晰智慧與開闊心胸來把握的問題，簡單地偏執一隅或排斥一方皆有損中國非洲研究事業以及相應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發展。對中國而言，在國際交往中奉行五項原則，不搞意識形態對抗，不對外輸出意識形態，是中國和平獨立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原則。但是，從人類發展的普遍追求和國際政治發展的現實出發，從非洲發展要求和中國非洲政策的本意出發，中國可以也應當以合理善意的方式，努力發揮發展中大國的作用，去幫助非洲國家實現政治穩定，推進改革，促進開放，加快發展。這樣做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非洲發展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國既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精神和原則。

　　第二，中國的非洲研究應從國家民族復興大業、中國雙方戰略合作與亞非思想智慧重建的時代背景下來理解自身的目標宗旨，積極主動地為國家民族的復興與中非發展合作提供精神啟示與戰略性的思想支持。就此來說，今日中國的非洲研究，特別需要有一種主體性的思想建構，一種開闊通達的戰略眼光，一種整體宏觀的發展布局與清晰暢達的路徑選擇，並在此境界上逐漸形成非洲研究的中國學派與中國氣度。進而言之，中國的非洲研究，中國對非洲發展問題與中非關系的研究，既要有“形而下”的工具層面、器物層面、操作層面的個案微觀研究，也要有“形而上”的價值層面、精神層面、戰略層面的整體宏觀研究，既要有田野村頭的調研考察與微觀實証研究，又要有宏觀理念與精神境界方面的戰略追求，所謂“執兩而用中”，努力把握好“道與器”、“體與用”、“虛與實”之平衡與協同。

　　第三，必須高度關注和准確把握非洲發展的大勢，排除干擾，按照中非發展合作的長遠戰略謀劃學科發展規劃，選擇關乎中非雙方發展核心利益的重大課題進行深入而嚴謹的國際合作研究。應該立足中非合作關系現實中的緊迫與重大問題，不受西方輿論及話語之左右，以我為主開展中長期的思想創新與知識積累。同時，需要大力加強與非洲學術界、智庫、媒體界的交流合作，鞏固和擴大中非共同利益與觀念共識。這方面，需要對中國的對非援助做出適當的調整變革，增強對非洲國家學術機構與智庫的能力建設合作。近年來，一些非洲國家的思想界、學術界的民間智庫組織，開始以自己的方式關注中國發展的經驗與得失，尋求與中國學術思想界的交流合作，並在許多場合提出過合作倡議。對非洲國家社會思潮與輿情的變化，中國應該給予積極把握並順勢而為，通過檢討以往對非政策體制和理念中存在的不足，消除障礙，使援助非洲的事業和工作有新的突破和進展。中國應該以積極而穩妥的方式，在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前提下，更多地關注非洲內部事務的發展，在把握雙方共同的利益與合作空間的基礎上，幫助非洲盡力消除那些出於各種原因，至今仍明顯妨礙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深層障礙，支持非洲國家的改革進程。

　　第四，國際化與全球化應該成為未來一個時期包括非洲研究在內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基本取向。中國不需要跟隨西方搞意識形態對抗，但可以用自己追求國家民族復興進程的經歷及所累積的經驗教訓來關照對比非洲的發展困境與難題，與非洲國家開展更廣泛的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探究非洲國家解決其發展難題所需要的思想智慧與政策方案。中國需要積極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民間智庫走進中國，讓中非雙方的學者能在國際學術與思想高地上建構各自的國家話語平台。通過這樣一個日見開闊的平等對話與交流平台，通過中國國內發展經驗的國際化進程，來匯通整合21世紀發展中國家的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並逐漸將中國知識與中國智慧轉換成一種可被外部世界理解感受的話語形態，讓非洲國家的人民有更暢達有效的途徑來接觸了解中國。這一切，對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目標的實施，對於中非的發展合作戰略的可持續推進，都有持久而重大的意義。

　　第五，作為有中國胸襟氣度的思想與知識創造，中國的非洲研究還應該在如下領域作出特別努力。其一，通過對非洲文明及其相關成長背景作出整體上的研究與綜合性的把握，努力揭示出非洲文明的總體輪廓與基本結構，努力把握非洲文明發生、發展的基本歷史進程與現實走向。同時，還需要從世界文明體系的開闊視野上，以比較和聯系的眼光，深入探究和揭示非洲文明的個性精神與世界意義，它在世界文明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它與世界其他文明之相異與相同，以及這些異同之緣由，從而更好地揭示古老而又現代的非洲文明之有別於世界其他文明的個性形態、發展品格與演進特征。其二，應該特別關注進入近代特別是當代以后，在整個世界歷史宏觀環境和非洲大陸歷史命運發生重大變遷的時代條件下，非洲文明經歷的廣泛而深刻的變遷轉型過程，這些變遷轉型的復雜而矛盾的特點和性質，以及它與當代非洲大陸現實政治經濟格局的復雜關系，努力從傳統文明特性與民族精神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當代非洲國家復雜的現代政治經濟發展問題。透過對非洲文明的深入把握來更好地理解當代非洲大陸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難題，從文明變遷的角度來思考分析當代非洲追求經濟增長與現代化發展的新路徑。其三，“非洲情懷、中國特色、全球視野”之三個層面的有機結合與互為補充，“秉承中國學術傳統、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總結中非關系實踐”三個維度的綜合融通與推陳出新，可以作為未來時代中國的非洲學建構過程中努力追求的治學理念與學術品質。

　　第六，中國非洲學要獲得健康穩定發展，除上述問題需要得到關注外，還需要在如下一些基礎性條件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需要在國內各大學建立起一批實體性的、能長期穩定存在並有相應資金支持與政策保障的非洲研究專門機構，並集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政策咨詢、國際交流諸功能為一體。二是需要擁有一批專門化的、熱愛非洲、長期致力於非洲研究事業的科研與教學隊伍，這些人需要來自政治學、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管理科學甚至自然科學與技術工程等不同的學科背景，具有赴非洲國家訪問研究、田野調研的經歷，具備跨學科協同展開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能力。三是需要形成培養高水平非洲學研究生的專業條件與硬件環境，包括非洲專業圖書資料中心、非洲博物館、非洲圖像影視中心、非洲網絡數據庫的系統化建設。同時，涉及非洲研究領域的各專業研究生應該有多種途徑赴非洲國家實習考察，或與非洲大學聯合培養，在當地學習本土語言，感受當地社會與文化，以為將來進行更具學術深度和個人風格的專門研究建立基礎。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在思想領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這保証了中國文明在漫長歷史上的領先地位。近代以來，中國為追趕西方而開始了百多年的執著引進西學、跟隨西方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中國充分發揮自身文明具有的善於學習善於吸納的歷史傳統，逐漸拉近了自己與西方思想的差距，這為中國的復興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今日與未來，中國的和平發展也取決於中國在思想創造與知識產生方面在國際上的位置。既充分汲取消化西方的思想智慧與合理內核，同時又跨越西方阻遏發展中國家復興崛起所設置的意識形態話語高牆，是中國必須同時完成的雙重歷史任務。可以說，作為當代中國學術的新領域，中國的非洲研究依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非關系全面提升背景下中國如何在非洲與西方化解利益沖突、實現合作多贏問題研究”成果，項目編號：07XGJ006)

　　注釋

　　①Liu Hongwu, Reply to the Washington Post' Questions On the Relations of China-Africa，http://www.focac.org/eng/xsjl/xzhd/default_1.htm.

　　②劉鴻武：“在國際學術平台與思想高地上建構國家話語權——再論建構有特色之‘中國非洲學’的特殊時代意義”，《西亞非洲》，2010年第5期，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