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張宏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形勢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機遇、挑戰與對策研究--基於全球價值鏈的視角”（項目批准號為08BGJ015），最終成果為專著《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新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機遇、挑戰與對策--理論和實証》。2012年4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課題組成員：王建、劉偉全、於淑波、郭翠榮、蔡彤娟、劉鵬、郭慶玲、張奎亮。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我國“走出去”戰略自世紀之交實施以來，到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幾近實現連續8年高速增長，不過與持續增長的數據相伴而生的是關乎我國企業成敗的紛繁復雜案例和人們褒貶不一的爭議。改革開放以來，作為一個擁有豐富勞動和政策優惠優勢的發展中大國，我國成為外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熱土﹔隨著我國經濟和產業結構提升對核心技術需求的增加，外國跨國公司似乎更願意把我國產業和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遭遇技術瓶頸﹔此時，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主動獲取技術逆向溢出效應就成為我國的一個可行選擇。然而，我國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的產業或企業能否以及如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技術獲取，全球價值鏈理論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一樣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因此，在理論綜述和現實考察的基礎上，這項成果融合全球價值鏈理論和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分析框架，著重解答關於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幾個問題：理論上，如果我國企業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那麼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否進入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低端環節企業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的有效途徑，其微觀機理又是什麼？實踐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上的技術獲取動機是否明顯，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狀況如何？新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是否有效地獲取了技術逆向溢出效應，促進了我國國內的技術進步？除了理論探討和實証檢驗之外，這項成果還旨在從全球價值鏈視角分析相關結論的政策含義，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啟示。

　　二、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正確判斷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地位是認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前提。當前國際分工已經發展到全球價值鏈分工，企業內部的設計、生產、營銷、分銷以及對最終用戶的支持與服務等價值鏈活動在地理上的分割成為可能，但全球價值鏈的核心環節一般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依靠技術優勢予以控制。制造業是我國經濟的主導產業，然而正是使得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反映我國比較優勢的制造業仍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利用出口的垂直專業化份額、出口貿易附加值比重、技術高度指數等指標對我國制造業細分行業的分工程度、分工利得和分工動態利益進行衡量發現，我國制造業垂直專業化水平和增長率差別明顯，以信息和通訊技術行業的辦公、會計和計算機設備、廣播、電視及通訊設備為例，它們出口的垂直專業化水平顯著高於其他行業，但其出口附加值比例卻相對較低、技術高度指數處於中等水平，引起了人們對我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越深、其分工利得反而越低的擔憂。由於我國比較優勢產業總體上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我們要尋求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突破，需要提高我國企業的核心技術研發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在“市場換技術”戰略受阻的情況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國外技術成為我國政府積極引導和企業努力嘗試的一個方向。

　　新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特點蘊含著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機遇和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歷經初始啟動期、低速增長期、受限波動期，隨著“走出去”戰略及其配套措施的落實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體系的轉型，2004年以后出現了持續增長。研究發現，盡管政策調整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歷程的影響很大，但推動其發展的基本動因還是我國的經濟發展。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技術要素的培育、政策措施的激勵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內外條件。通過對新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描述和考察，“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等傳統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產業特定資本流動模型”似乎都無法給出充分的解釋﹔通過對新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概況、行業內投資指數、行業要素密集度的考察，沒有發現行業內相互投資的顯著証據，但初步發現了對外尋求稀缺要素的動機。新時期我國少數跨國公司的海外資產國際排名上升，在國有企業主導的格局中少數民營企業嶄露頭角，但與國際跨國公司巨頭相比，在跨國程度、優勢產業方面依然差距明顯。因此，對新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需要理性認識，其對發達國家或技術先進國家的投資及尋求稀缺要素的動機等特征蘊含著提升我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機遇，同時我國跨國公司實力較低等現實也隱藏著我國作為對外直接投資后起國家面臨的巨大挑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實踐的復雜性需要理論研究的突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影響也需要實証上的檢驗。

　　作為一個具有中等技術水平的勞動豐富的發展中大國，理論上我國不僅可以開展成本節約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也可以開展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根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和特征，結合全球價值鏈和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這項成果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內探討了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中勞動豐富大國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價值鏈高端環節所需要的要素稟賦、貿易成本、企業固定成本和對外直接投資成本等國家和行業層面的特征條件。數值模擬的結果表明：給定其他條件，中等貿易成本可能更有利於具有一定技術的勞動豐富大國出現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因為低貿易成本使得出口型的國內企業更有優勢，高(中間品)貿易成本可能降低本國基於勞動資源和市場規模的優勢﹔即使在高貿易成本條件下，如果總部固定成本相對對外直接投資成本的比率處於中等水平，也可能為勞動豐富大國技術獲取型跨國企業的出現創造條件﹔總部固定成本反映規模經濟優勢，又往往與技術相關，因此高總部固定成本可能使勞動豐富國家的技術獲取型跨國企業與技術豐富國家的跨國企業相比處於劣勢，而低總部固定成本又使得跨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成本相對較高，可能與國內企業相比處於劣勢﹔在高貿易成本、高總部固定成本條件下，如果對國外價值鏈高端環節的直接投資成本足夠低，同時對國外價值鏈低端環節的直接投資成本較高，勞動豐富大國也可能出現顯著的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總之，一般均衡分析和模擬結果表明，我國的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在國家和行業層面是可行的，但也是有條件的，需要國內R&D活動的配合，需要價值鏈的有效分割，需要統籌考慮貿易成本和對外直接投資成本等條件。一些前期R&D投入大的行業還可能需要政府的扶持。

　　一般均衡分析表明：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的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接近國外技術要素並進入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但能否實現母國技術進步，則與技術能否通過逆向溢出效應擴散到投資國或改變母國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的構成等微觀機理有關。通過到發達國家新建研發機構等方式，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逆向溢出效果受到模仿示范效應、前后關聯效應和人員流動效應三個途徑以及向母國的技術傳導過程的影響﹔對發達國家企業的跨國並購獲取的技術協同效應可以給並購企業帶來和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速度經濟、空間經濟等四種不同而互補的經濟利益。像發展中國家不以技術獲取為主要目的的直接投資，隨著產量的上升、市場的擴大而帶來的規模經濟和公司研發費用的分攤也可能帶來跨國公司技術水平的上升，促進母國的技術升級。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各有利弊，全球價值鏈的類型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產業所能實現升級的方向，也影響著升級所需技術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獲取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技術逆向溢出效應實現價值攀升，同樣也會受到價值鏈的“動力機制”的影響。一般而言，新建和跨國並購模式都可能適用於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升級，但跨國並購更有利於獲取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中的品牌和營銷能力等核心要素。總之，微觀機理分析表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在企業層面也是有條件的，結合全球價值鏈驅動機制選擇恰當的進入模式實現技術向母國的傳導和應用與進入價值鏈高端環節接近技術同等重要。

　　這項成果利用2007-200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流量數據，建立分量回歸模型檢驗了東道國資源稟賦、知識資本稟賦、與我國距離、匯率變動、市場規模、地理特征、與我國文化聯系、外資政策、與我國雙邊貿易等因素的影響，証實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具有明顯的技術獲取動機，盡管與自然資源尋求型動機相比還不佔主導地位。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模式一般也有優劣勢各不相同的新建和並購、獨資與合資之分。當前我國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主要發生在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上，選取電子信息和汽車行業具有海外研發經歷的48家企業的微觀數據分別建立線性概率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計結果表明，我國技術獲取型企業的進入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新建經驗和獨資經驗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新建模式和獨資模式具有顯著影響，不過估計系數都比較小﹔另外，企業的技術吸收水平、公司規模、文化距離因素和東道國政策管制的影響均不顯著。實証檢驗結果表明，宏觀上政府應加強對我國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激勵，微觀上企業應結合自身條件和東道國因素採用合適的模式進入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

　　根據理論預測，作為促進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分工地位升級的重要手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應有足夠的技術逆向溢出效應。這項成果利用2003年以來我國各地區的混合截面數據進行的相關分析和面板數據進行的回歸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與自主研發、技術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等技術進步渠道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利用虛擬變量最小二乘法和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的面板數據回歸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基於索羅余值法測算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基於DEA方法的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項的回歸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對技術效率變化和純技術效率變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利用隨機前沿分析法基於BC模型進行的一步回歸結果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效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我國各地區專利活動總量及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等分項活動的申請和授權量進行的面板回歸分析同樣發現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正向影響。綜合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技術逆向溢出效應明顯，顯著促進了我國國內技術進步。有關實証結果也顯示，作為一種技術進步渠道，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要注意與其他技術進步渠道的協調，並注重與人力資本培育的結合。

　　代表性行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的實踐也可以証實相關理論和實証分析結果，並有助於把握我國政府或企業改進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或策略的努力方向。因此，在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進行一般理論分析和實証考察的基礎上，這項成果選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代表性行業之一--汽車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進行了個案分析。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可分為2003-2007年的起步階段，2008年至今的發展階段。我國汽車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既表現出基於本國相對技術優勢、利用中間品低貿易壁壘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以獲取其市場的動機，也表現出基於本國勞動成本優勢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獲取其先進技術、實現價值鏈地位提升的動機。由於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差異較大，我國汽車業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傾向於採取新建獨資模式。考慮到汽車業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化及其與其他產業的前后關聯，我國汽車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逆向溢出和技術進步，不僅有利於其自身、也有利於相關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分工地位的升級。然而，針對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和經驗教訓，還需要企業改進國際經營策略和政府改進支持政策。

　　鑒定專家點評：

　　北京師范大學曲如曉教授：這項成果涉及關於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並進行了創新性研究。在理論方面，創造性地發展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並將其運用於全球價值鏈升級分析，抽象概括了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技術進步的原理並考慮了全球價值鏈驅動機制的影響﹔在實証方面，能夠充分利用國際機構、官方統計、行業協會、企業等多渠道搜集數據，克服了數據可行性難題，並對有關現實問題採用多種檢驗方法進行佐証以保証結論的可靠性。這項成果對於理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背景和現實、動機和效果具有推動作用，對於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體系的調整方向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東社會科學院范振洪研究員：這項成果把握時代要求，從理論探討和實証分析的結合上，深入研究了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新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機遇、挑戰與對策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這項成果系研究者長期潛心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力作，具有研究視角創新、研究方法創新、理論觀點創新等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