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王燕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末民初小說期刊史論”（項目批准號為06CZW01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2012年2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
　　一、研究目的、選題意義
　　大清王朝日薄西山之際，在文壇巨擘梁啟超發動的“小說界革命”的影響下，一向叨陪末座的小說從邊緣走向中心，竟一躍而成“文學之最上乘”，從壯夫不為的“雕虫小技”搖身變成獨領風騷的一代“文體寵兒”，清末民初由此成為小說獨步的特殊歷史時期。
　　與傳統小說依靠單行本書籍流通的方式不同，清末民初小說賴以托身的文化載體是文學報刊，尤其是小說期刊。借助出版社便捷有效的銷售網絡，小說期刊徹底打破了傳統小說封閉、狹窄的傳播格局，通過期刊這種特殊的大眾傳播媒介使通俗小說更趨普及，從而把自古的“小”說炒作、改寫成時代的“大”說，成全、造就了世紀轉折之際“小說”一枝獨秀的文體神話。
　　小說期刊在近代小說的發展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關於它的研究理應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小說期刊草創階段的粗糙、所刊小說藝術表現的平庸，以及長期以來研究格局的失衡和研究方法的單一，以上諸多因素都大大限制了學界對於小說期刊的關注。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十年，以小說期刊為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不斷涌現，相關專著與日俱增，小說期刊研究大有成為熱點問題的趨勢，但多數論文和專著都是孤立探討某一刊物的文學貢獻，系統巡禮清末民初小說期刊嬗變的研究幾同絕響。有鑒於此，這項成果試圖通過整理清末民初小說期刊的發展脈絡，逐步揭示這一被遮蔽的學術思路潛在的研究價值。
　　二、研究方法、主要內容
　　這項成果主要運用三種研究方法：一是數量統計方法。通過調查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多家藏書機構的舊刊庫，徹底清查清末民初小說期刊（包括以刊載小說為主的文藝期刊）總量。經過艱辛的搜索和走訪，謄抄、拍攝、掃描、閱覽到小說期刊50余種，又通過查閱民初文人著述得到10多種小說期刊信息，兩者相加，總量達70種，為本著的寫作搜集到了大量一手資料。二是社會學研究方法。清末民初小說期刊的興盛，得益於梁啟超與“小說界革命”的影響、《丁未諭旨》和“治外法權”庇護下的租界環境的寬鬆、現代都市的崛起與小說消費市場的形成、印刷技術的提高和書報價格的降低、報館、書局和小說出版的雙向互動、科舉的廢除與文人的職業轉型、稿費制度的確立與職業作家的出現等，諸多因素都需要結合時代語境進行社會學考察。三是傳播學理論。這項成果並沒有刻意套用某一固定的理論模式，但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aluhan, 1911-1980）的“媒介環境學”確實為這項成果的寫作提供了潛在的思路。他的著名觀點“媒介即訊息”強調了傳播形式自身的重要，這一理論時時提醒研究者在關注信息內容的同時注意傳播渠道的特殊性，落實到小說期刊研究上，就是不僅重視各刊發表了哪些作品，還要重視其裝幀設計、編輯理念、印刷方式、發行渠道等傳播手段。這是這項成果區別於其它近代小說研究專著的重點所在。
　　這項成果的具體內容主要從兩方面展開：其一是歷時性研究，即按照時間先后重構清末民初小說期刊的整體風貌﹔其二是共時性研究，即選擇階段性代表期刊做細致的個案分析。據此，作者將清末民初小說期刊劃分為五個階段：
　　1．探索期（1872-1901）：《海上奇書》
　　探索期長達30年，卻僅有《海上奇書》一種小說期刊，雖然數量有限，但意義重大。《海上奇書》分三個欄目，每部分“繪圖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是圖文並茂的文學刊物最早的一種”，乃《繡像小說》、《小說畫報》等崇尚插圖的小說期刊的先驅。“鬆江顛公”《懶窩隨筆》稱《海上奇書》：“按其體裁，殆即現今各小說雜志之先河”。它的誕生標志著大規模復制和發行小說期刊的技術條件已經具備，有了技術保障，小說期刊的勃興指日可待。
　　與此相應，這一階段發表於報刊的小說雖屈指可數，卻都具有開創性。1873年1月，《瀛寰瑣記》連載的《昕夕閑談》，譯自英國作家利頓的《夜與晨》，被稱為中國第一本報刊連載“翻譯小說”。1888年5月，《字林滬報》連載的文言小說《野叟曝言》，是中文報紙連載本土小說的發端。鑒於《野叟曝言》早有單行本行世，這與近代小說先刊諸報端、后結集出版的順序恰恰相反，所以，名正言順的中國最早的報刊連載“創作小說”當屬《海上奇書》發表的《海上花列傳》。魯迅稱《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胡適則贊其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杰作”。該作雖是“狹邪小說”中的上乘佳作，但和此后《新小說》、《繡像小說》刊載的作品相比，反映社會面狹窄，題材缺乏創新性。有趣的是，《海上奇書》採用的是現代化的發刊手段，每期出版前都在《申報》發布預售廣告，出版手段的先進與題材的保守體現出探索期小說期刊的幼稚，恰如拖著長辮子的晚清文士打扮得西裝革履，表面上煥然一新，骨子裡還是八股制藝的理路。
　　作為小說期刊的發端之作，《海上奇書》的草創決定了刊物壽命短暫、難以維系。《海上奇書》欄目的單調、拳頭力作的方言局限、編者韓邦慶的生性疏懶，致使該刊之出版“屢屢衍期”、“銷路平平”，再加上“彼時小說風氣未盡開，購閱者鮮”，所以前后維持不足一年即宣告停刊。
　　2．勃興期（1902-1905）：《新小說》、《繡像小說》
　　1902年11月，梁啟超主辦的《新小說》在日本橫濱出版，它的誕生宣告了“小說界革命”的到來。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說：“《新小說》出版了，引起了知識界的興味，哄動一時”，“似乎登高一呼，群山響應”。作為第一份以“小說”命名的文學期刊，它的創刊“象征著文藝雜志時代的到來”。以后幾年，小說期刊逐年遞增，1903、1904年各1種，1905年2種，1906年4種，1907年5種。直到民初以后，小說期刊的創辦依舊方興未艾。
　　《繡像小說》繼《新小說》之后問世，是“小說界革命”影響下誕生的第一份小說期刊，但是，在裝幀設計、版式布局上，《繡像小說》沒有沿襲《新小說》的現代性，卻持守著某種古典的韻味。如，《新小說》雙面印刷，單頁平裝﹔《繡像小說》單面印刷，傳統線裝。《新小說》採用洋紙，厚實精白，紙質堅挺﹔《繡像小說》採用土紙，紙質柔軟，薄如蟬翼。《新小說》的插圖是攝像圖片，文學大師、域外風光雲集而至﹔《繡像小說》的插圖則是手繪“繡像”。《新小說》大量刊登贏利性商業廣告，銷售點遍布上海、北京等國內重大城市，旁及東京、長畸等海外名都。《繡像小說》除了小說文本外，幾乎沒有任何廣告。總體看來，《新小說》像朝氣蓬勃的留學生，洋溢著異域文化的激情﹔而《繡像小說》則像身著長袍的士子，保持著本土文化的典重。
　　雖然外觀差異很大，《新小說》和《繡像小說》刊載的作品，其基調之嚴肅、明朗卻很是接近。兩刊風格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密切結合、相得益彰。在風雨搖曳、動蕩不安的社會，要救亡圖存，努力的方向不外兩個：一是面向異域的先進文化，師夷長技﹔一是面對自我，深刻反思。啟蒙救亡和針砭時弊就這樣相輔相成，貫穿於整部晚清小說史。站在“小說界革命”風口浪尖上的《新小說》和《繡像小說》，分別持守著這兩個維度，以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從事著小說創作。無論是《新小說》倡導的“政治小說”、“科學小說”，還是《繡像小說》崇尚的“社會小說”、“教育小說”，這些應時而生的文體類型都充溢著編者對政局與民生的熱切關注。晚清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如“晚清四大譴責小說”均連載於這一階段。勃興期既是晚清小說期刊的第一個高潮，也是晚清小說創造最輝煌的歷史階段。
　　3．調整期（1906-1908）：《月月小說》、《小說林》
　　小說期刊發展到1906年，社會政治、文化背景已發生了諸多新變：一方面，改良派人士發動的銳氣十足、所向披靡的“小說界革命”已經過去，小說家的政治熱情漸漸消歇，理想與現實的巨大斷裂，使小說家和出版商陷入沉思，他們不得不在政治之外，為小說尋找新的支撐點。另一方面，到1906年，小說期刊已大量產生，為了防止被市場淘汰，小說期刊開始遵循大眾閱讀口味，刊載讀者喜聞樂見的作品。在“小說界革命”的政治鼓動和市場運作的雙重指導下，小說期刊開始進行自我反思和調整。
　　這一階段小說期刊數量上繼續繁榮，3年間新增11種，代表性期刊是《月月小說》和《小說林》。比較一下《月月小說》第9期刊載的《月月小說報改良之特色》，和《新民叢報》第12期刊載的《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不難發現兩者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無論是辦刊宗旨、欄目設置，還是版式設計、裝幀藝術，《月月小說》幾乎完全復制了《新小說》的辦刊理念，《小說林》的基本格局與《新小說》也大致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講，《月月小說》和《小說林》是異域裝楨文化移植中國大陸的不走樣的摹本。
　　與《新小說》、《繡像小說》相比，《月月小說》、《小說林》更具現代氣息，兩刊均刊載了大量征文、啟事，辦刊策略更為靈活，版面也更為豐富，突出地表現在《月月小說》目錄的設置上，它不僅全部接納了《新小說》開列的十多種小說類型，還自主創立了二十多種新的文體概念，僅小說一門就出現了36個子目。小說門類之多令人眼花繚亂，雖帶有較強的實驗性，但沖破了欄目設置的任何程式，這是小說期刊編輯體例的一大進步。
　　在小說刊載方面，調整期相比於勃興期也毫不遜色。據這項成果作者統計，勃興期共刊載創作小說274種，翻譯小說278種，總計552種﹔調整期共刊載創作小說599種，翻譯小說501種，總計1100種，數量比前一階段增加一倍多。這是晚清小說生產力空前旺盛的三年。總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為這一階段刊物多，容量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諸刊物格外青睞於“短篇小說”，這樣就使版面容量一定的情況下刊載的小說數量相對增加。比如，《月月小說》、《小說林》創刊號均開設了“短篇小說”欄目，此外，《月月小說》還曾一度開辟過“譯本短篇小說”，這兩個專欄前后刊載“短篇小說”73種，佔《月月小說》小說總量（113種）的65%。這一時期倍受歡迎的另一類小說為“翻譯小說”。《小說林》連載的13種長篇小說中9種為翻譯小說。在翻譯小說中，又以偵探小說為主，如《月月小說》發表的長篇偵探小說佔該刊小說總量的五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本階段雖然作品總量明顯增多，精品、名作卻相對匱乏，使得調整期小說熱鬧有余而成就不足。
　　4．轉折期（1909-1912）：《小說時報》、《小說月報》
　　清末民初易代之際，小說期刊步入低谷，新創辦的小說期刊雖有6種，然僅《小說時報》和《小說月報》堪稱佳作。《小說時報》第2期所刊“小說雜志界之冷淡”雲：“小說雜志，最先發起者為橫濱《新小說》，其后有上海之《繡像小說》、《新新小說》、《小說林》月報、《月月小說》等，至於今日，均煙消火滅，以次停刊，今聞漢口有人辦一《揚子江小說月報》，亦未多見。”如上所雲，辛亥前后，“晚清四大小說期刊”均已退出文壇，民初小說期刊創辦高潮尚未來臨，小說期刊界出現了短暫的沉寂。此時，資力雄厚的“時報館”與“商務印書館”瞄准時機，分別推出了《小說時報》和《小說月報》。
　　清末民初小說期刊中，以轉折期小說期刊最為賞心悅目，突出體現在兩刊的封面和插圖上。追求美感是轉折期小說期刊的一大特點，就封面設計而言，此前的設計主要有兩種：其一直書刊名，不假藻飾﹔其二圖飾點綴，略加襯托。轉折期小說期刊改變了上述兩種設計的簡潔、典雅。由於兩刊均採用了彩色套印技術，所以封面色調艷麗。無論是《小說時報》封面的“仕女圖”，還是《小說月報》封面的“風景畫”、“名人照”，均能調動起讀者多層次的視覺美感。追逐時尚是轉折期小說期刊的又一大特點，就兩刊開卷插圖而言，《小說時報》以刊載“名妓名伶”照著稱於世，《小說月報》則代之以“風景古跡”和“名人字畫”，兩者均不約而同地選擇無師自通的圖片閱讀來吸引讀者，無形中加劇了刊物的消閑、娛樂色彩，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封面”與“插圖”首先宣布了民初小說期刊的功能轉型--由覺世、醒民大踏步邁入消閑、娛樂。
　　整體看來，轉折期小說期刊刊載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世俗人生和社會倫理的小說，由於“小說界革命”賦予的文體使命感綿延至民初，這時的小說期刊依然習慣地秉持著一種嚴肅的世俗關懷。如《小說時報》創刊號所載“冷血”的《催醒術》，被范伯群教授稱之為“1909年發表的狂人日記”。作品描述的“獨醒者”的悲哀和苦痛，正是魯迅《狂人日記》蘊含的深意。《小說時報》沒有“發刊辭”，這篇小說作為創刊號所載第一文，實際隱含著編者欲藉該刊以“催醒”世人的主觀意圖。《小說時報》作品改良民智的追求其實是很明朗的，但刊物封面的“仕女圖”和卷首的“名妓名伶”照卻夸大了該刊的媚俗色彩，裝幀設計與實際內容的錯位，使轉折期小說期刊呈現出了某種表裡不一、無所適從的復雜面貌。
　　5．低靡期（1913－1919）：《禮拜六》
　　隨著民國的建立，急劇變化的時局漸趨緩和，小說期刊借助這種表面的承平畸形發展，開啟了1902年以來又一創刊高峰。從1913年至1919年，小說期刊形成一種奇特的現象：表面的繁華與內裡的纖弱形成對立，形式的靡縟與內容的低俗交相輝映，故不妨稱這一階段為小說期刊的“低靡期”。
　　相比於辛亥革命前后兩年的落寞蕭條，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可謂熱鬧非凡。第一，除了《小說時報》、《小說月報》繼續活躍於文壇，據不完全統計，6年間新增的文學刊物多達47種，僅1914年就創刊了25種，超過了晚清小說期刊的總量，其中就有風靡一時的《禮拜六》。第二，在這些文學刊物中，有《中華小說界》、《小說叢報》等以“小說”命名且專載小說的刊物﹔有《七襄》、《眉語》等不以“小說”命名卻專載小說的刊物﹔有雖不專載小說，卻開辟小說專欄的刊物，如《自由雜志》的“小說叢編”，《民權素》的“說海”等欄目均是各刊的重頭戲。第三，本時期小說刊物無不重視裝幀設計，這是走向市場的小說期刊時刻不能丟棄的生存法則。各刊封面、插圖大量採用女性形象，手繪仕女圖與攝影美人照斗妍爭奇，進一步渲染了小說期刊的繁華景象。
　　然而，表面的繁華難掩內裡的纖弱。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民初十年是“鴛鴦蝴蝶派”的天下。這派致命的弱點是遠離現實、無病呻吟，風格單調、無非寫情。“鴛鴦蝴蝶派”的興起與小說期刊的繁榮同步出現。魯迅先生曾雲：“《眉語》出現的時候，是這鴛鴦胡蝶式文學的極盛時期。” “鴛鴦蝴蝶派”又稱“禮拜六派”，細察《禮拜六》創刊號，有所謂“俠情小說《朝霞小傳》”、“哀情小說《棠影錄》”等，由此可見，“寫情小說”鋪天蓋地、名目繁多，但終不脫一“情”字，內容之單薄可想而知。
　　在“晚清”與“五四”的夾縫中，“鴛鴦蝴蝶派”雖以謙卑的世俗關懷深得民意，卻備受“新文學家”的鄙夷和鞭撻，面對種種指責與非難，被奉為“鴛鴦蝴蝶派”小說期刊編者的周瘦鵑、王鈍根等選擇了隱忍退讓，后世學界則選擇了集體沉默。盡管如此，“低靡期”小說期刊的貢獻不能就此抹煞。第一，小說期刊的劇增為小說的刊載擴充了領地，成為“新文學家”試筆的理想場所。如《小說月報》第4卷第1期所刊之《懷舊》，即魯迅的處女作。第二，民初小說期刊多將“小說”欄目分設為“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兩類，無形中助長了“短篇小說”的創作，為現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創作積累了經驗。第三，民初小說期刊大都鼓勵自創小說，從而扭轉了晚清“譯作”多於“創作”的局面。據樽本照雄《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統計，1915年產生了1549種“創作小說”，是清末民初“創作小說”發表最多的一年，比1840年至1911年的總量還要多出75種。第四，民初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家雖然沒有站在時代前沿為“白話文學”奔走呼號，但他們事實上也為現代白話文學的推廣做出了貢獻。如包天笑主編的《小說畫報·短引》雲：“鄙人從事於小說界十余寒暑矣，惟檢點舊稿翻譯多而撰述少，文言多而俗話鮮，頗以為病也。蓋文學進化之軌道，必由古語之文學變而為俗語之文學。”故此，該刊規定，“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志全用白話體。”
　　概而論之，清末民初小說期刊大致經歷了上述五個發展階段，隨著時代語境、刊物旨趣的不同，小說文體亦做相應調整，小說期刊與小說文體的代謝始終保持一致，就此而言，脫離期刊妄論小說，是難以切中肯綮、還原本相的。
　　三、學術價值、社會影響
　　作為清末民初小說傳播的主要載體，小說期刊參與了作家創作、讀者閱讀以及作品流通的全過程。它完整保留了中國第一批職業作家人生選擇的進退維谷，也以“原生態”方式記錄了中國小說現代化轉型的舉步維艱，其中涉及的問題方方面面：中國小說文體的變革，由文言而白話，由演義、章回體而長篇、短篇﹔小說作家的創作動機與方式，由“著書以自娛”到“著述都為稻粱謀”，由“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認真到“不假思索，下筆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冊”的草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小說期刊毫發無爽地展示了清末民初小說演變的一切細枝末節，是中國小說現代化變革中最原始的“那一個”歷史見証者。因此，作者認為，隻有站在它的面前，一切關於近代小說的研究，才找到了討論問題的有效出發點。
　　這項成果分階段研究清末民初小說期刊發展狀況，五個階段的劃分基本科學、屬實，能夠准確反映出近代小說期刊的發展變化和大致風貌，各階段所選代表性期刊亦具有典型性。這項成果的寫作為探討中國古典小說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一種真實“場域”，對近代文學的研究將會產生許多細節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