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關曉紅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項目批准號：07BZS03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2011年10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課題組成員有：安東強、朱貞、閆強、廖志偉。

　　一、該項目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科舉制迄隋唐至清末延續 1300多年，與皇朝政治運作及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水乳交融。停廢科舉作為清末新政的重要舉措，雖逾百年，對其作用、影響的評價爭議頗大，蓋棺未論定。甚有傳聞當事者心生悔意，清末民初社會對科舉廢除功過成效的評價，亦毀譽參半。

　　既往清代科舉研究方面的成果，多集中於考試程式和停科舉后社會結構的宏觀變化，對停廢本身及具體影響的了解較薄弱。本課題鑒於上述研究空間，較大幅度地深入擴展科舉停廢相關史事的各個層面，通過實証和比勘史料，修正一些重要的既有結論，籍此推進科舉制度史及清末改革史的研究，力求在清季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制度性變動的整體中，顯現科舉停廢的實際影響，進而恰當把握科舉停廢的歷史地位。

　　二、該項目成果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本項目成果的主要內容可分為六部分。

　　第一部分：梳理鴉片戰后至經濟特科考試實施60多年間改科舉的史事，概括出晚清議改科舉的取向是納學堂於科舉，即相繼有18份奏章要求在常科與特科中增加科目，使科舉接納西學和實學，促使千年老樹嫁接新枝，培養選拔匡時濟世之才以救危亡。由於這些方案的主要內容，集中論証另設科目的必要性，對具體操作的設計過於粗略，缺乏可行步驟，主持其事的禮部一味固守成法，對於求變心存抗拒，總理衙門則畏懼非議，故“求才之格”與“試士之例”難以統一。結果導致納實學和西學於科目的種種努力無法實現。

　　甲午戰后至庚子事變前，改革途徑是對科舉科目、內容、程式做調整，主要內容，一是嚴修開經濟特科的建議被採納且付諸實行，只是過程拖沓，受政爭紛擾效果不佳﹔二是康梁等推動的廢八股改試策論，因百日維新失敗而反復，新政初重新採納，成效尚未凸顯﹔三是戊戌時發布的改書院為學堂諭令，府廳州縣多受制於師資與經費困擾，加之士子最終仍須參加科考，所學與所用無法統一。四是戊戌期間清廷批准妥議科舉新章，科考三場程序做調整，引導士子改變空疏無用的文辭文體，轉向崇尚實學。庚子鄉試與癸卯鄉會試，受到辛丑條約談判的影響，雖因停考而引起的波動並未對清廷造成威脅，然借停考之機發展學堂的建議被擱置，對此后的科舉改革不無遺憾。

　　由於這些措施的逐步落實乃至成效顯現需要時間驗証，而推廣學堂過程中又出現了科舉與學堂並存競爭的矛盾，加之八國聯軍入侵及辛丑條約禁考，朝野均受刺激，救亡圖存迫在眉睫，人們迫切期待改革立竿見影，導致庚子之后不再固守於內容變換及程式調整，而是重新考慮既往已被提出的激進方式，推出新的辦法。

　　第二部分：重建與貫通相關史事，揭示立停科舉與清末政情的關系。厘清了科舉由議改至緩停，又由緩停跳躍至立停的潛因、相關決策過程。

　　長達半個世紀的努力始終未能將西學與實學納入科目，科舉改革不得不另辟蹊徑，即放棄了納學堂於科舉，轉向納科舉於學堂。兩廣總督陶模最早提出停廢科舉的主張，袁世凱則建議以逐漸減額過渡完成，張之洞和袁世凱聯銜會奏減額緩停科舉，引起朝野關注。主要矛盾開始轉向促使科舉緩停乃至立停決策的具體運作，即實施方案的內容、時間、程序、途徑和效果預測的行政決斷。

　　由於中樞的觀念異同及人事變動，直接影響改革的進度與成效。而科舉與學堂並存時期，學堂發展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加之京師修復貢院討論時，部院眾多主修京闈的說帖，引起主張停科舉的部分督撫及朝臣的高度警覺，為了避免科舉改革出現大逆轉，在學堂教育成效未彰的情況下，採取斷然措施，不僅大張旗鼓地宣傳新學成效，制造輿論，促成軍機與政務處的人事變動，造成有利於改革的議政環境，更通過面聖機會多方說服兩宮，並以聯銜入奏震懾朝野，最終以非常規的決策程序繞過部院討論，直接催生了立停科舉的詔令。使科舉在漸停定議僅一年多，便迅速跳躍到立停。可見停罷科舉並非水到渠成，而是以興學為急務的部分督撫朝臣上下溝通，為掃除學務阻力障礙採取的非常措施。

　　第三部分：將文獻、報刊、檔案、日記相互比勘，考察了停罷科舉的善后措施與效果。

　　科舉制改革乃至停廢，勢必深刻影響諸多士子及其家庭的命運，由此對政局和王朝興衰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如何善后，成為制約科舉改革繼續前行的瓶頸。

　　與研究者后來的認識幾乎完全不同，相關史實表明，立停科舉前，清統治者對於停罷科舉的善后不僅從未掉以輕心，而且反復權衡，逐步完善相關構想。在立停科舉的貫徹實施過程中，各部院先后在落實寬籌士子出路的舉措方面，多方給予優惠。與此同時，孝廉方正等特科的舉辦，以及試辦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繼出台，科舉善后的實際關照面，事實上已突破了最初構想，較原計劃覆蓋更為寬廣。不少時評與趨新人士的日記書信，甚至認為善后措施過於優渥，而不斷有所批評。這些善后措施所造成的負面作用，便是仕途更加擁擠，人滿為患，給吏治造成巨大的壓力。

　　第四部分：通過幾位不同地域與年齡的士子日記、年譜與各種資料比勘，實証性地深入了解科舉停廢對鄉村士子命運的不同影響。

　　清末改科舉與停科舉，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對以舉業為生涯的士子直接造成巨大的沖擊，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軌跡。了解士子們在改科舉與停科舉期間的感受、態度和境遇，是考察停廢科舉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不可忽略的部分，可以自下而上地從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角度深入探尋立停科舉的前因后果。

　　從不同樣本的分析可見，科舉停廢前后南北鄉村士子耳聞目睹的信息雖然相同或相似，但因年齡、經歷、地域、風氣等差異，判斷和取向各自不同。引發學堂學生不回鄉的原因，不能完全歸因停罷科舉和新式教育的形式內容脫離鄉村實際，而與近代城市快速發展、交通改善、就業方式與機會顯著增多，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有密切關聯。

　　與既往認為鄉村士子在廢科舉后身份地位“邊緣化”的認識不同，這項成果研究表明，劉大鵬式的怨聲載道，一方面反映了新政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是其文化殉道觀念使然。包括劉大鵬在內的那些並非主動離開鄉村的舊學士子，通過各種途徑，不僅基本能夠維系原來的社會地位，而且在政權向基層延伸的過程中成為地方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繼續掌控著各種權力資源，佔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

　　第五部分：通過立停科舉掄才與培才並途的設計初衷、實踐效果和存在問題，糾正了前人以“科舉余毒”看待后科舉時代的謬誤。

　　立停科舉的設計與推動者，旨在將科舉學堂合並為一，並非簡單地廢除科舉。其后的考試與選材，也確有科舉與學堂熔於一爐的趨向。只是在中西新舊纏繞的背景下，選材的標准辦法及人才任用等方面意見分歧，不僅培才與掄才很難歸一，即使掄才方面，學堂教育亦緩不濟急，未能如償所願地承擔起科舉的功能。而在培才方面，立停科舉導致人們對制度興革的艱巨復雜估計不足，新式教育加速推廣過程中，因為急功近利而負面效應相當嚴重。辦教育出現的問題，反而成為教育與科舉優劣對比的惡性因素。

　　立停科舉后一年，學部提出區分“學成試驗”與“入官試驗”的要求，試圖將培才與掄才分途。實際操作層面，新政與仿行憲政期間，為解決京師部院及直省各級衙署對專才的迫切需求，主要採用兩種途徑：一是各種專門學堂承擔起培養專才的任務﹔二是各部院根據業務需要，逐漸嘗試摸索建立面向社會的甄別與選拔人才的任用資格考試機制。

　　第六部分：將停罷科舉放到清末新政的制度變革與社會變動的全局中觀察，指出其連鎖反應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所起到的實際影響和巨大作用，以及存在和遺留問題。

　　以改科舉和最終停罷科舉為樞紐，戊戌與新政改革前后貫通，興學堂、辦報館、印圖書、開演講、啟民智，使法律和公共治安觀念、平等與國民意識，均通過報刊與教科書等形式進一步傳播，繼而內外官改制全面展開，法官、巡警與新的考試及職業資格任用制度逐步建立，新的社會規范及人才選拔逐漸變化形成。以此為基礎，仿行憲政、促興百業。盡管各地基礎條件不同，由立停科舉引發或加速的各項制度改革進展實情有所參差，總體而言，在轉移風氣，推動社會發展方面，有著無可置疑的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由於學堂教育與取材選官多強調“做事”能力而忽略“做人”本色，使文化道德之殤，成為后科舉時代難題。

　　成果中的重要觀點：

　　1.晚清科舉改革，實際經歷了由納新學於科舉，轉向納科舉於學堂的兩個階段。自鴉片戰后至癸卯學制頒行的長達60多年，議改科舉的主要取向是納新學於科舉。所提主張，一是在科舉常科或特科中增入實科科目﹔二是改變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方式。前者最終以算學列入科考及開經濟特科，部分得到採納﹔后者直至1898年才以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得以體現。因循納西學於科舉的思路，試圖老樹嫁接新枝使科舉制激發活力，終因所行時間短促，成效不彰，未能達到預期。

　　2.在1904年科舉減額漸停至1905年的驟然立停之間，科舉改革的走向及進程，存在諸多變數。京師修復貢院的討論，使得主停科舉的一方意識到危機重重，事態嚴重，為了避免科舉改革出現大逆轉，在學堂教育成效不彰的情況下，採取斷然措施，鼓吹新學成效，促成軍機與政務處的人事變動，更通過面聖機會說服兩宮，以聯銜入奏方式震懾朝野，最終以非常規的決策程序繞過部院討論，直接催生了立停科舉的詔令。因此，科舉制的終結，並非瓜熟蒂落的自然進程，而是反對維系科舉的官員在危機意識主導下，運用權謀趨利避害，人為策劃推動的產物，難免產生翻案糾紛。

　　3.立停科舉前，清統治者對於停罷科舉的善后不僅從未掉以輕心，而且反復權衡，逐步完善相關構想。在立停科舉的貫徹實施過程中，各部院在落實寬籌士子出路的舉措方面，也多方給予優惠。由於孝廉方正特科的舉辦，及試辦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繼出台，科舉善后的實際關照面，已經突破最初的構想，較原計劃覆蓋更為寬廣，其負面影響是仕途更擁擠，給吏治造成壓力。輿論對善后措施過優也多有批評。

　　4.立停科舉至護國運動時期的逾十年裡，在政府與社會層面，為數眾多的士紳不僅沒有被邊緣化，反而憑借更多的權力資源和多樣化的渠道，廣泛進入各級權力圈。后科舉時代士子不回鄉，與晚清城市發展、交通改善，以及清季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士子面臨更多的選擇方式與機會不無關系。那些沒有離開鄉村的舊學士子，通過各種途徑，不僅基本能夠維系原來的社會地位，而且在政權向基層延伸的過程中成為地方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繼續掌控著各種權力資源，佔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

　　5.立停科舉決策的用意，在於合並科舉於學堂，使科舉與學堂歸於一途，與一般時人及后人理解的廢除有著顯著區別。各類考試頻繁，並非“科舉余毒”，而是掄才與培才相互統一的嘗試。但這一辦法，非但不能達到中西兼容之目的，反而造成學堂被詬病和抨擊。培才與掄才合於一爐，結果是學堂一方面深受科舉制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必須承受雙重檢驗的壓力，左右為難。

　　6.文化轉型如何協調把握繼承與揚棄的關系至為重要。中西新舊文化的兼容並蓄並非朝夕即可完成，傳統文化的精義是否應該保存以及如何保存，顯然不能僅由學堂教育承擔。要想在學習先進的同時不迷失自我，依然任重而道遠。

　　三、成果的學術價值、應用價值及社會影響

　　1.這項研究成果糾正了一些過去認識的偏差誤解，不僅解決了晚清科舉為何改、怎樣改、如何停、是否善后的問題，而且把握住科舉改革與社會變動的關系，既揭示了科舉停罷后在政體改革、振興百業、啟迪民智方面的實際作用，也指出掄才與培才並途設計在實踐中暴露的缺陷，以及社會轉型期道德重建與價值標准重構未能完成的偏弊，有利於深化對科舉停廢與近代社會關系的認識，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2.這項研究成果証實了制度變動並非孤立， 必須將立停科舉的過程，與清末民初社會的整體變動聯系考察，才能正本清源。倘若無視或割裂其相關聯系，不僅容易混淆直接、間接影響的區別，甚而將個別放大為整體，妨礙正確判斷，導致對其他相關問題的誤讀。因此在方法論上具有應用價值。

　　3.這項研究成果表明，制度變動作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內容，對於人們的生活及命運有著直接影響，除了生計出路之外，長期在該制度運作下生存的人們產生的心理依賴，不可小覷。對中年以上士子群體而言，重新適應變動困難較大，因此在未來的社會改革中，如何在制度興革決策時更多地考慮疏通出路與疏導心理兩者並重，對於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4.本項目研究的相關成果，已分別在《近代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等專業權威刊物發表，並先后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復印期刊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史學》（第4期）分別轉載，表明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及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