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吳興明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比較研究：詩意論與詩言意義論”（項目批准號為04BWW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2011年10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課題組成員：支宇、匡宇、鄭一舟。

　　一、目的和意義

　　這項課題研究的直接目標是：將意義論的研究范式推進到中西比較研究之中，對中國古代詩意論和西方現代詩言意義論展開較深入的比較研究。展開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

　　1.引入意義論的研究視野和研究角度，凸顯中國古代詩論和西方現代文論的意義論維度。

　　2.將現代西方詩言意義論與中國古代詩意論進行較深入的比較研究，凸顯中國古代文論在文學意義論研究上的獨特貢獻。

　　3.突出中西不同文學意義論的系列特點，從而顯示中西不同知識方式的差異、特征和適用性，為當前世界的文學意義論研究提供一種獨特的參照。

　　4.探索文學意義論與政治、文化傳統等等的深度聯系，為探索中西文明“不同的意義發展方向”提供一個獨特的入思角度和研究案列。

　　二、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這項研究成果對中國詩意論和西方現代詩言意義的比較研究從三個方面展開：

　　（一）以中國詩意論為重心的比較研究（上篇）

　　1.方法論探討（第一章）。將意義論研究引入中西文論比較，力爭在中西思想比較研究的難點上有所突破。中西思想比較研究的核心困難在於：中與西背靠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知識譜系。要比較，就必須分類，但是隻要分類，就必定要麼以中國傳統、要麼以西方知識的分類為根據。隻要是以某一種分類為根據，就必然涉及對被比較方的切割和整形。這是必須破除的中西知識的“同一性假設”。但是學界一直沒有提出行之有效的突破方法。筆者認為，真正走出突破性一步的是法國當代哲學家弗朗索瓦·於連。於連指出：西方同中國比較，“是在原則上遇到了無法做任何直接比較的情況，因為我們隻能在一種有共同組成的框架內比較”，而中西文化有著迥然不同的分類學背景。他的方案是：放棄生硬的直接比較，在拆除了歐洲思想邏輯之基礎地位的前提下，深入到對決定中西觀念顯現和成型的意義背景的對比分析。即研究在思想、觀念、邏輯的背后決定這些思想、觀念、邏輯之顯現和成型的意義網絡和聚集方式。這就是所謂對在語言深處、與社會歷史交互影響的“語意網絡”和不同文明的“意義發展方向”的探討。這樣，所謂意義論的研究就包括了兩個層面：1）對意義的研究，2）對意義意識乃至意義理論的文化傳統之研究。由於詩意論深切關涉一種文化的意義發展方向與語言意義聚集的原始發生，本研究將指向對中西不同文化“意義發展取向”的探詢。本研究新的推進是：將於連的這一突破繼續向前推進坐實，引入詩學領域，並在現代語言學轉向的學術視野下展開與現代西學諸種文學意義論的相互闡發和映襯。

　　2.在西方現代詩言意義論映襯下對中國傳統詩意論的比較研究（第二章、第三章）。從意義論角度系統研究中國傳統詩意論的發生、發展，內涵，視野，主要命題，當代意義。1）還原確認。由於我們一直是在再現論、表現論的框架視野中去研究，傳統詩意論被還原為表現、再現、審美意識和創作心態等等。因此，首先要對傳統文論的言意之辯、以意論詩、滋味、神韻、意象、境界等等的基本含義、題域歸屬進行還原式清理，確認其中作為文學意義論的基本內涵。2）對作為意義論的詩意論的歷史考察。中國古代詩意論命題的核心是“以意論詩”，它起於魏晉，經歷了從哲學上的言意論向文學詩意論的視角轉換和從以言行事到以詩致意（味）、以文致趣的語用學轉型。到唐代發展成為中國文論文學意義論的主流。與此相關，傳統文論的詩意論展開為三大命題：不盡之意、詩味論和境界說。3）對傳統詩意論獨特視野的考察。中國傳統詩意論的最大貢獻是“原域文論”。“原域”即從“天道”而論文：擺脫一切實用性語境而單純從語言的揭示性和意義之原始發生來論意義。該視野奠基於老庄，從唐宋之際擴展及儒家並與禪宗的意義論合流，形成中國文學意義論的巨大思想傳統。它與現代西方詩言意義論在視野上有所交叉而又迥然相異。4）對傳統詩意論的主要命題及現代意義的比較考察。古代詩意論集中體現為三大入思路向：從言意關系分析詩言意義的特殊性，以言內言外、復意重旨、有限與無限、言與道、虛與實、直接與間接等等關系的探求為思路的具體展開﹔從讀詩主體的感受性特征來把握詩言意義的特殊性，以有味無味，味與理、與道德教化、與知識陳說的分野，味之濃淡、高下等等為思路的具體展開﹔從意義的整體性特征（境界）來把握詩言意義的特殊性，“境界”之整體與局部、意象與成境、虛與實、靜與動、雄渾、自然、豪放等等為思路的具體展開。上述視野及成果體現了中國詩意論迥然不同於西方現代詩言意義論的獨特內涵，可以為當代世界性的文學意義論提供豐厚的思想啟示和思路參照。

　　（二）以西方詩言意義論為重心的比較研究（中篇）

　　長期以來，我們從意識哲學出發，把結構主義、新批評等看成是“形式主義文論”，把現象學、接受美學看成是單純的“存在論解釋學’，極大地忽視了現代西方文論的意義論內容。因此，以西方為重心的比較研究同樣需要首先對西方文論的文學意義論做還原式闡述，然后再於相近題域展開中西比較研究。

　　1.言路比較一：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的文學意義論與中國詩意論（第四章）。

　　1）俄國形勢主義與結構主義是語言論轉向的重鎮，其代表人物從文學語言的陌生化、文學語言的自指性、第二含義系統、橫縱合軸、文學敘事學等層面展開了對文學意義論的迄今為止最為浩大、系統的規范性研究。結構主義不是關注文本的具體意義，而是關注在文學結構系統中，獨特的意義構成是怎樣成形的，確定形成文學意義需要哪些條件和手段。此即喬治·卡勒所說，結構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發現或者指派意義的批評，不如說它是一種努力去確定意義的可能性的詩學”，它所關心的“不是現實的文學，而是可能的文學”。這就是文學意義論，而不對某部具體作品之經驗內容的研究。

　　2）結構主義文論與中國詩意論核心都在於關注文學語言、文本的詩意構成（文學性）。可是，它們首先在研究視角上有根本差異：中國詩意論的視角閃爍不定，著重從意味領會的角度切入，而結構主義有自覺的視角反思並堅持貫徹語言論和文本論的內部視角。實際上，結構主義假設了一種既不同於讀者也不同於作者的研究者視角（所謂科學的視角）。其次，由於明確的視角反思性定位，結構主義的知識演進呈現出明析的邏輯演進歷程，而中國詩意論卻一直在經驗的領會體悟中重復性層累式發展，在思想邏輯上呈現為一個巨大的斷層：缺乏普通意義論與詩意論之間的邏輯推進和思想過度。

　　2．新批評的文學意義論與中國詩意論（第五章）。

　　在20世紀西方文學意義論的學術譜系上，“新批評”的獨特個性體現在分析文學語義的多重性及其所產生的朦朧之美。是否具有語義疊加、語義沖突、語義交織、意義復雜等特征成為新批評區分文學文本和其它文本的標准。與新批評相近的中國詩意論主要在語義論和文本論兩個層面，前者有復義、隱喻、含蓄、意象、意境等，后者有中國古代極富特色的聲韻、詞句、章法之論。可是，新批評的語義學主要是在意義層次及獨特結構上研究文學意義的審美構成，而中國古代的詩意論卻是在一個極其博大的視野之中展開。論詩意固然有隱喻、復義等意義層次論，但更重要的還有“不盡之意”、“詩味”論、“境象”論等無法歸結為意義層次的廣闊內容。新批評的文本論與其語義學高度統一，是在一個中立、科學的研究立場上探討文學獨特的意義結構，而中國古代的章法論卻是實用寫作術的探討：論聲韻、論詞句、論章法構成了中國詩歌寫作學的在形式要求上的主要內容。

　　3.言路比較二：現象學、闡釋學與中國詩意論（第六章）。

　　現象學作為西方現代哲學的重鎮，同時也是文學意義論的重鎮。1）從胡塞爾、海德格爾到伽達默爾、姚斯、杜夫海納、羅曼·茵加登，現象學的文學意義論經歷了從哲學現象學到存在意義論，到存在論解釋學、到接受理論的演變歷程。通過上述四個階段的意義論內容的闡述清理，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思想語境中，惟有現象學的解釋學是徹底從以意義領會為本位的思想立場來解讀世界的，上述每一個階段的核心問題都與如何理解意義密切相關。當世界不是指純粹的自然事實，而是指人所領會、參與並與之相互構成的存在總體性的時候，現象學的解釋學立場就有一種其他理論難以企及的徹底性。同時，這也就決定了，現象學解釋學的文學意義論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羅曼·茵加登等人的存在意義論的一個部分。2）就意義的本體論視野而言，中國古代詩意論可資與現象學詩意論（海德格爾晚期）相比較的是老庄的意義論。兩者在意義論的思想進路上都共同指向向意義的原始發生返回，但它們的最終指向迥然不同：海氏走向天地人神四維一體的世界結構的略縮，而老庄則走向世外、鴻蒙或茫茫大荒。3）就現象學的美學發展走向而言，可資與蓋格爾、英伽登等人的審美意識現象學相比較的是中國古代的“品鑒”論傳統，可是現象學美學的直觀、現象給予的直接分析是一種反思性分析的嚴格還原，而中國的“品鑒”之直觀卻是一直保持著審美品味和經驗狀態的直接呈現。前者隻具有知識性，后者卻具有知識性和價值性內涵。4）可資與解釋學、接受理論相比較的是中國古代的經學和詩話閱讀論，可是現象學的解釋學具有本體論意義的理解觀，因而能發展為以閱讀為本位而對文學存在本體的意義論追問，而中國的經學和詩話中的閱讀論因為沒有本體論的理解概念，一直是作品或作者本位論的意義觀。

　　（三）詩意論比較的延伸研究（下篇）

　　1.中西意義論的分類學背景與知識質態的分析研究（第七章）。

　　中西意義論的差異最終背靠著不同的知識譜系背景。西方的根據來源於對“心”（精神領域）的系統的分析性研究和嚴整劃分。但是中國古代的“心”沒有經歷此種分化，因而沒有為在西學意義上的精確知識追求奠定分類學基礎。由此而影響到傳統詩意論在知識質地上三個方面的特殊性：它的“概念質地”、意義組建和知識質性的雜糅均與西學理論不同。

　　2．中國詩意論深受政治、文化傳統的關聯性影響（第八章）。

　　本章為個案研究。“興”作為一種言語行為的意向結構的轉變（從諷諫表意到詩意含蓄的變化）告訴我們：中國詩意論的特殊理論內涵具有極其復雜的現實原因和思想來源。這種復雜的歷史淵源是西方現代詩言意義論所沒有的。

　　3.西方詩言意義論在現代中國的影響研究（第九章）。

　　中西不同的詩意論有各自不同的適應性，因此，當我們大規模引進西方的時候，要甄別適應性問題。以海德格爾的詩學為例，他是為了克服西方的現代性危機而提出的思想進路，可是我們在近30年的運用中卻一再發生跨語境挪移，從而極大地支持了中國當代思想的后現代轉向。

　　三、成果的價值

　　學術價值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1）首次從意義論的角度清理、闡釋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詩意論，明確其基本蘊涵、題域歸屬和現代價值。並將由法國哲學家於連開創的對“中國文明意義發展方向”的研究具體推進、坐實到對傳統文論之詩意論的研究。2）在系統清理闡述西方現代詩言意義論的基礎上對中西不同的文學意義論展開了系統的比較研究。3）將中西文學意義論的比較研究推進到其分類學背景、文明傳統的復雜關聯研究。上述三個方面的推進決定了這項研究成果對西方現代文論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和中西思想的比較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