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郭萬超研究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內生性與支撐點研究》（項目批准號為09CJL003），最終成果為專著《經濟發展新論--正在興起的中國道路》。2011年9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課題組主要成員：王中保、包剛升、許峰、黃江鬆、孫婷。

　　在人類歷史上，隻有7個國家（地區）曾持續以7%以上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發展超過30年。中國是其中最大的經濟體，且年均增長率有30多年超過9%。據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測，這種高增長還將持續30年。如何破解“中國之謎”？西方經濟學家比較普遍的回答是中國推行了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這個答案顯然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傳統邏輯，即經濟增長根本取決於資源在經濟運行體制機制層面的最優配置。這對於解釋中國現象顯然有些簡單。以更廣闊、更深度的視角觀察，中國奇跡的發生以及持續的根本原因在於：第一，中國的發展真正堅持了以人為本，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而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第二，中國實現了社會有機體的整體合力最大化，最大可能地減少了發展成本，避免了單靠市場機制調節帶來的弊端﹔第三，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為基礎，“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了改革、發展、穩定相互協調的制度成長道路。這三點是正在成長的中國道路源於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國情而具有的獨特價值，是超越西方的根本優勢，也將成為中國道路最終發展為當代最優發展模式的基石。

　　一、中國道路對經濟學的挑戰

　　在前現代時期，盡管存在粗放型增長，但人均收入鮮有改變。大約從1800年開始，人類進入了一個獨特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稱之為“現代經濟增長時期”。在這一時期，一些國家出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南北分流開始顯現。為什麼一些國家富裕而其他國家貧窮？自亞當·斯密的時代開始，經濟學家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但過了200多年，仍然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隨著東亞奇跡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崛起，西方經濟發展理論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現代經濟增長從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初僅在英國出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已是歷史創新。二戰后，某些西方國家的增長率達到了3%-5%，在當時被看作是“經濟奇跡”。但真正的奇跡卻應是在東亞，這裡年均增長率已經提高到了9%，甚至更高。而更大的奇跡則出現在中國。它年均增長率有30多年都超過了9%，並且據經濟學家們預測，這種高增長還將持續30年。

　　從經濟總量看，1990年中國GDP在世界GDP排第10位﹔2008年超過德國，排世界第3位﹔2010年超過日本，排世界第2位。二次大戰前，日本的工業實力排名世界第六，大體與意大利相當，戰后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相繼超過英、法、德，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后又經過十余年的時間超過蘇聯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但其速度與現在的中國相比並不算快。相比之下，中國在2000年和2001年的時候GDP大體與意大利相當，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相繼超過英、法、德，成為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國）。還有一個現象可以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令人驚奇之處：凡是二戰后人口和面積達到中國十分之一哪怕二十分之一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也沒有一個比中國發展的更快的。

　　毫無疑問，中國現象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或者說中國的經濟奇跡形成了對西方經濟學的巨大挑戰。饒有趣味的是，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在西方社會不斷唱衰中國的過程中出現的。在中國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歷程中，國際社會各種悲觀論調不時出現，最突出的是“中國崩潰論”。但事實証明，中國不僅戰勝了各種困難，而且創造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這項成果認為，西方經濟理論之所以對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失效，原因有以下幾個：

　　（一）西方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家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提出的。

　　無可否認，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最發達國家經濟現象時有其價值，但是在解決后發國家與轉型國家的經濟問題時經常會遇到“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這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理論絕大多數是由生活、工作在最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依據他們所觀察到的、主要是最發達國家的現象提出的。西方發達國家在西方經濟學創立之初就形成了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的富有成長性的發展模式，西方經濟學就是圍繞這種模式展開的。雖然不少西方經濟學家對后發國家發展問題進行過探索，但他們無法親身體驗一個經濟體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即便間接地得到后發經濟體的資料，也是從自己的理論傳統出發提出問題。而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之間在發展階段、先天稟賦、文化歷史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有些在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之間看似相同的問題，實際上其成因和約束條件卻經常不同。

　　西方經濟理論還會打上西方文化認知模式的烙印，而文化認知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的現象。經濟理論的文化隔閡比我們想象的更深。經濟學家並不能因為他們專業研究者的角色而更客觀，恰恰相反，這種角色使他們比通常人（比如政治家、企業家）受理論傳承影響更甚，而任何一個有影響的理論都是特定實踐的產物。馬克斯·韋伯深刻指出：“作為一門說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價值判斷，政治經濟學就必然受制於人類的某一特殊關系，這種特殊族系性是我們從自己本性中就能觀察到的。事情常常是這樣：每當我們認為自己最徹底地逃脫了我們自身的局限性時，恰恰也就是這種局限性最強烈地束縛我們之時。”

　　（二）西方經濟學運用於后發國家時存在兩個悖論。

　　“華盛頓共識” 是西方經濟學家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為后發國家和轉型國家提出的標准處方。這種處方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有兩個致命悖論。第一，倒果為因。新古典經濟學是西方成熟市場經濟的理論形態，是對它的事后總結。西方經濟學家卻用這種理論來指導沒有任何現代市場經濟基礎或隻具有初步基礎的國家構建市場經濟，這種倒果為因的作法顯然是行不通的。第二，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市場秩序是一個長期漸進的自發演進過程，西方市場經濟也的確就是這樣進化而來的。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卻忘記了他們的這一理論衣缽，用一個根本違背自身理論邏輯的方案來改造轉型經濟，人為地要求計劃經濟國家通過爆炸式的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完成西方國家200年的任務，必然會遭到失敗。

　　（三）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在經濟理論層次上，新古典經濟學方法雖然在短期問題和具體資源配置分析上有其作用，但缺陷也顯而易見。這種分析方法使它無法為真實世界提供合歷史與邏輯於一體的經濟分析，陷入了制度變遷乃至整個經濟活動分析的“邏輯困境”。假如經濟體是由一個個沒有社會聯系的“魯濱遜”所組成的“孤島世界”，那麼人類經濟活動就和動物覓食過程一樣，沒有任何區別，以此為基礎的理論模型也就沒有了任何實際意義。對新古典理論的偏誤，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已有深刻認識。斯蒂格利茨指出：“我發現標准新古典模型中有關信息的假設是一個嚴重的失誤，這一點對於跟隨我工作的人來講是不足為奇的。在我早期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中，我曾經指出標准信息假設方面的輕微變動，將徹底改變標准新古典的所有重要結論：因此這個理論最終是站不住腳的。”

　　與這項成果研究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應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增長理論，這項成果的作者認為其局限性表現在：

　　（一）“見物不見人”的增長理念。

　　無論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還是所謂“新經濟增長理論”，它們在回答“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麼，經濟增長為什麼”問題上，都是強調財富增加和物質增進這一“物”的目的，而不是為了“人的需要和全面發展”。

　　（二）“重資本、輕勞動”路徑情結。

　　綜觀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探討的基本上都是資本積累和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盡管索洛等人提出了勞動改進和知識增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問題，但也是以一個“余值黑箱”懸空未決。當然新經濟增長理論格外強調了勞動及其擴展了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仍然沒有跳出“人是經濟增長的工具”的范疇，因為有血有肉、有靈感、有創造力的人( 勞動者) 在他們的理論視野裡也成了“資本”，似乎隻有“人”成為“資本”才能解釋經濟增長的源泉。

　　（三）“重自組織、輕他組織”的增長方式。

　　現有的眾多經濟增長理論基本上都是構建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之上的。它們研究的重點是如何靠市場機制自發的力量來配置資本、勞動、知識與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進而促進資本積累和資本形成，最終實現“自然的”經濟增長。很顯然，在政府普遍介入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能動參與宏觀經濟活動和組織“合意的”經濟增長的傾向日益明顯，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都把實現和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作為自己宏觀調控的目標。遺憾的是，現有的西方經濟增長理論關於政府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的“他組織”的作用和機理缺乏深入研究。實際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已經成為組織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二、中國道路為經濟發展理論提供了新的生長點

　　中國道路對經濟學提出了挑戰，同時也為經濟理論創新提供了有重大價值的新素材。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理論創新涉及經濟學各個領域，但最重要的是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在經濟發展哲學層次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轉型實踐無法用現有的西方經濟發展理論解釋，這常常使西方經濟學家感到困惑並誤讀中國。應該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借鑒了不少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但這種借鑒是有選擇的，而且加進了自己的創造性。而西方人是很難理解中國的這種學習與創造的，他們往往生硬地用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自己看到的一些暫時的、表面的現象，結果隻能是瞎子摸象，不能從根本上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應該說，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本積累、技術因素、國際貿易與投資等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但對制度、政治、文化、社會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還沒有研究清楚。而隻有更好地理解后者，才能最終揭開經濟發展之謎，並且隻有從人出發才能形成對后者的科學認識。與以物為中心的經濟增長理論不同，這項成果以人為邏輯起點，主要研究了人的經濟活動以及與其緊密相關的制度與結構。第二章首先強調了人在經濟發展中的根本作用，其他各章圍繞著這一核心觀點展開。

　　（一）打開經濟學中人的“黑箱”。

　　馬克思指出：“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系的本質、基礎。”因此，這項成果認為，對人的認識也是經濟學的首要問題。經濟學研究的一切問題都是由人引發的，都是人的活動和特性的不同側面和表現，而且人是生產力的首要的、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而人在西方經濟學中沒有得到足夠重視，西方主流經濟學以一個極其簡單化的經濟人假設，實際上把對人的各種特性的研究留給了其他學科。這個假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文化的某些特點，但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更不完全適合社會主義和東方文化價值觀。西方經濟學對人的認識的狹隘性嚴重窒息了經濟學的發展和功能。盡管近些年來西方經濟增長理論涉及到了人的更多要素，但由於回避馬克思關於人的科學觀點與認識方法，還是無法科學地解答經濟發展之謎。隻有首先突破對人的認識，打開經濟學人的“黑箱”，重新找回人，才能使經濟發展理論走出困境。

　　這項成果通過擴展對人的認識來深化、完善對經濟發展的研究。通過這種擴展確立的關於人的科學觀點是這項成果經濟發展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和立論基礎。這種擴展的經驗依據來自於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近30年）的實踐。中國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指導，提出並真正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找到了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源泉。中國道路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把全體人民的一切內在潛能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經濟發展上來了，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的經濟潛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人不僅僅是物的要素，而且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不僅僅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還包括其他一切領域的人﹔不僅僅是原子化的、孤立的、隻追求一己私利的個體，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體--人民。這種對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經濟理論的眼界。世界上除了中國好像沒有哪個國家能做到這點，而中國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從理論根源上看就在於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論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基本觀點之上的，從文化基因上看得益於中國的集群主義。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理論源頭的科學性是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第一個優勢。

　　（二）經濟發展的整體合力最大化。

　　西方經濟學把人的活動基本省略掉了，用物的所謂最優配置代替了人的能力的最大化，以求得經濟發展動力的最大化。這項成果認為人是經濟發展的本源，是人支配物，不是物支配人。那麼如何把一個經濟體所有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或者說，如何把由人衍生出的各種社會結構進行整合以形成經濟發展的最大合力？西方經濟增長理論是以個人主義這種主流社會模式和文化心理為基礎的，認為市場自發的調節可以解決社會整體性問題，因此，不考慮人的整體合力問題。這種理論以“解構”的方式把經濟增長看作某些因素的變量，而且這種研究依然採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方法。盡管科斯以來的新制度學派探究了市場運行的制度安排，但科斯世界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樣，仍然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建模。雖然解構能使研究者看到事物的每個構成，但是如果孤立地觀察、理解每個“構成”，勢必不能從整體上了解這些“構成要素”的真正的功能性作用。正如華勒斯坦所說，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同時是歷史性和體系性的。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就是揭示經濟發展的整體合力的科學理論。

　　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獨特經驗就是最大可能地把全體人民的力量都集中到經濟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上來。而中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除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外，另一條就是在正確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對社會有機體的各種要素進行了有效整合，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整體最大合力（理論上最大）。每個社會有機體的組合和聯系方式不同，產生的經濟發展效果也不一樣。在社會有機體中為經濟發展所進行的整合與動員方式可以用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這種概念來概括。中國道路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因此，是一種自覺的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方式。目前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有三種，西方世界自發地形成了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模式，東亞模式則是更多的體現了集群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式，而中國則是集群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

　　（三）制度成長的三個基本原理。

　　由人衍生出來的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結構基本可以用制度這個概念概括。這項成果第二、三章重點分析了社會有機體中的經濟發展合力，而社會有機體是人的活動與制度的結合體。那麼制度就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命題。這項成果認為，制度是社會有機體的規則（或信念）系統，是它運行的社會基礎，它“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確切地說，制度並不能決定社會演進的方式，它只是社會演進的一種反映或表現形式）。

　　西方制度經濟學使用的制度變遷概念有些含混不清，蘇聯的轉型也是制度變遷，東亞四小龍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也經歷了制度變遷，這兩種制度變遷是不一樣的，一種意味著衰退，一種意味著成長。這項成果引入制度成長或制度發展概念，用來指有效的制度變遷。西方制度經濟學雖然有人吸納了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依舊沒有擺脫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窠臼。這種制度理論雖然得到了迅速發展，對某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也有較強的解釋力，但更多地局限於制度理論的一般化描述，往往強調制度對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作用，忽視了制度效率和內生化過程的演繹，不能揭示經濟增長的制度內生機制，其堅持的單因素決定論反映了研究方法上的機械論。這項成果認為，隻有以馬克思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為基礎來認識現代制度的成長，才能形成一個科學的經濟發展的制度成長理論。

　　從制度成長的方式看，自從人類進入現代經濟增長時期，經濟發展的制度成長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內源性的（先發國家類型），另一種是導入式的（后發國家類型），這兩種制度變遷方式具有顯著差異。顯然第二種方式是經濟發展理論研究的重點。對於導入式制度成長，中國以及亞洲四小龍的經驗最為典型，特別是中國最近30年的制度變遷具有特別的研究價值。中國道路的成長歷程，以宏闊而細膩的經濟變幻生動地回答了這個命題，清晰地顯現了現代經濟發展制度生成的本質。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起飛，必須以制度為內核形成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而這條道路必須是自主內生的。發展道路的內生性反映了世界上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生成的一般規律。這項成果第四章主要以中國的實踐為背景探討了制度成長的三大基本原理。

　　第一原理的核心思想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制度成長從根本上說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內部初始條件或要素及其演變。在發動經濟起飛的過程中，相對於經濟本身的力量，非經濟力量更為重要，這主要包括政治、社會制度的成長，其根本標志是領導現代化的先進政治力量的形成和社會結構獲得有效整合，這兩個方面為市場秩序的成長提供了社會政治基礎。這一原理的政策含義是，經濟起飛需要從本國國情出發，走自主創新的制度成長之路。

　　第二原理的核心思想是：經濟發展與制度改革實踐是制度成長或內生化的根本手段和途徑。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內生決定於經濟體中的其他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然而，經濟體中的這些要素隻有通過實踐這個根本環節才能形成有效率的制度。當代中國的制度系統就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

　　第三原理的核心思想：制度成長表現為一個自我適應過程，通常以漸進的方式進行。諾斯把制度變遷的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非連續性的變遷，指正式規則的一種根本變遷，它常常是武力征服和革命的結果。另一種是漸進的變遷，是指交易雙方（至少是交易雙方中的一方）為從交易中獲取潛在的收益而再簽約。這種再簽約既可能是最簡單的形式，也可能是政治革命的形式，后者可以為雙方從事新的談判和妥協提供一個基本框架。但是，“關於制度變遷的唯一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掌握的，這就是制度變遷中絕大部分是漸進的。”通過革命形式發生的制度成長一般是激進的，但其前提條件的醞釀成熟也是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這項成果研究的制度成長主要是在相對穩定的社會基本制度下的大規模制度成長，所以不存在革命問題。當然，這裡所說的漸進，只是一個與激進相對的概念，並不是制度成長越慢越好，一般其速度應以實踐效果為標准。同時，制度變遷的方式也不具有決定意義，第一原理提到的一國內部要素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成敗，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

　　三、當代理想發展模式

　　這項成果第三章論及了發展模式。發展模式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根本屬性，並在長期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表現。那麼，我們所處時代的最優發展模式應該是什麼樣的？中國如何不斷完善自己的發展模式以趨向最優？經濟學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還很夠。這項成果第五章所討論的最優發展模式既是一種理想狀態，又是人類現有經驗與視野可及范圍的一種現實可能性。現實中到處是糟糕的發展模式，其改進也常常無功而返。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人們沒有真正理解發展模式的最優形態。正在興起的中國道路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新的圖景，它將極有可能創造出現代發展模式的典范。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在歷史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經過近些年的自我調整完善，依然還有相當強的生命力，但其內在缺陷一直無法克服。目前，中國道路雖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模式，還處於成長的過程中，還無法與之抗衡，但已對資本主義模式形成了潛在的挑戰。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就曾說：“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火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融為一爐，如果中國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辟出一條新路，那麼它也會証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這個禮物應該是現代西方的活力和傳統中國的穩定二者恰當的結合體”。中國具有創造我們時代最優經濟發展模式的潛力與條件，這種最優模式既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模式的經驗，又要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進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