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不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而且是20世紀初世界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孫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辛亥革命的世界意義正是順應了20世紀初世界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這兩股世界與時代的歷史潮流。

　　首先，辛亥革命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和侵略勢力。以往闡發這一意義時，常常強調清政府已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因此推翻清政府也就是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但這樣解釋還不夠全面，且過於簡單化。實際上，我們還可以從帝國主義列強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言論和行動中進行具體考察。日本前首相、軍閥山縣有朋曾公開表示：“日本不希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裡有一個成功的共和國。日本所希望的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中國，一個受日本影響的弱皇帝統治下的弱中國，才是理想的中國。”日本統治集團還擔心中國的辛亥革命會刺激朝鮮等日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並助長日本國內革命思想的傳播，動搖他們的統治。因此，他們鼓吹“必須最低限度地抑制清國的禍亂，以杜塞兩國彼此的危機”。法國駐華公使裴格在1911年12月8日致法國外交部長的信中，對辛亥革命沖擊法國殖民地勢力及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也表示憂心忡忡，擔心“一場反滿清皇朝的運動，突然變成反對外國人的行動，並且可能……年復一年地騷擾邊界地區，甚至引起我殖民地內部的混亂”。

　　其次，辛亥革命是20世紀初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亞洲的覺醒”的主要標志。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和君主專制制度的成功，極大鼓舞和推動了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且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黨人還積極支持和援助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1912年初，越南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潘佩珠和一些越南革命者在廣州沙河劉氏祠堂開會，決定把越南維新會改組為越南光復會，並確定政治綱領為“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國”。這裡可以明顯看到中國同盟會和辛亥革命對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直接巨大影響。韓國獨立運動領袖申圭植在聽到中國武昌起義的消息后，就從韓國來到中國上海，在上海組織了愛國救亡團體同濟社，開展抗日獨立運動。1912年4月，他還曾受到孫中山接見，並得到上海都督陳其美的援助。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穆罕默德·哈達曾多次指出：辛亥革命不僅喚醒了“印尼華僑的民族精神”，而且激發了“印尼人民的革命思想”，從而出現了“由伊斯蘭聯盟組織起來的最早的民族運動”。列寧曾高度評價以辛亥革命為主要標志的20世紀初“亞洲的覺醒”，“幾萬萬受壓制的、由於處在中世紀停滯狀態而變得粗野的人們覺醒過來了，他們走向新生活，為爭取人的起碼權利，為爭取民主而斗爭”。

　　再次，辛亥革命在世界各國產生了巨大的思想影響。尤其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振興亞洲思想以及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和主張，對亞洲及世界各國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列寧指出，“孫中山的綱領的字裡行間都充滿了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直接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斗爭問題，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菲律賓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彭西年在《孫逸仙——中華民國的締造者》（1912）一書中，贊揚孫中山“善於把遠東各國的共同問題綜合起來研究。因此，他成為一群來自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暹羅和菲律賓青年學生的熱情鼓動者之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締造者蘇加諾也深受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影響，他說：“在青年時代，我閱讀過三民主義，我不是一次而是兩次、三次、四次，從頭到尾地詳細閱讀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的學說啟發我去斗爭，啟發我去愛我的國家，愛我的人民。”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