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新文化人視國學為“國渣”，傳統文化變成了被革命的對象。於是，章太炎研究國學被看做偏離了革命方向。近年來，所謂的“國學熱”興起，人們又隻講章太炎的國學成就而寡言其與革命的關聯。客觀地說，章太炎的國學成就非但不構成其革命思想的障礙，反而憑借其國學修養大大深化了革命宣傳的力度。

　　以古文對今文以革命對改良

　　康有為等利用今文經學宣傳變法、保皇。作為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以古文對今文、以革命對改良，針鋒相對，增強了宣傳效果。他先后撰寫了《征信論》、《與人論朴學報書》和《駁皮錫瑞三書》等多篇文章，一方面批駁今文經學的學術觀點，另一方面揭露康有為等人附會公羊學，曲解經書。康有為把孔子塑造成“改制聖王”，章太炎則秉承經學家法，以孔子為“史家宗主”、教育先師，從歷史觀、方法論以及經史關系上，對改良派的今文經學理論予以批判。他指出，孔子是史學家、教育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

　　關於經學的性質問題，章太炎指出，孔子作《春秋》是承繼前之史學、開啟后之史學，並不是什麼“托古改制”，“若局於《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則違於孔氏遠矣”！在方法論上，章太炎強調經史合一，以實証的方法論証孔子及其學說，剝落了孔子“改制素王”、“通天教主”的神聖光環，是對改良派學說的一大打擊﹔他以史學與邏輯學相結合的方法來論証經學問題，提高了可信度。

　　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章太炎利用經學駁斥改良學說，又運用經學從正面宣傳革命。他發揮漢學家之長引經據典，“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激起民族革命情感。他大量征引經史，宣傳民族主義思想。在《原人》一文中，他論証出中國民族皆出於軒轅，得出了華夏不可臣服於胡虜的結論。在《序種姓》一文中，他對中國古代種族和姓氏詳加考証后說：中國政權“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他引述《帝典》，又據《說文》，指出“夏指中國人”，夏與蠻族有別，並考証華夏是同一種族，夷狄入主中原是破壞中國政治獨立。

　　在面對以西學見長的嚴復等人非難民族革命時，章太炎博引史實，予以有力還擊。1903年，嚴復譯就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社會通詮》，並以甄氏提出的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軍國社會為人類社會通則，以“排滿”屬宗法社會之事，反對民族主義。章太炎對嚴復等人唯西方學說是瞻的做法提出強烈批評。他指出，《社會通詮》乃甄氏以歐美古今事狀為經驗而總結出來的規則，民族主義之是否適合中國，當以中國歷史為准，而不能以所謂的公理條例為斷。他尤其強調，“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之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

　　1906年，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中，直接把國學作為培養民族主義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說：“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他認為，隻要曉得歷史，“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即便《民報》被封禁后，他退處講學，也並非像有人指責的那樣是脫離革命，而是把國學研究和講演視作了文化戰場。國有與立，賴於國學的支撐，這是他講學的最大動力。

　　在近代，由於經學與政治存在著復雜的瓜葛，康有為等既主張改良又宗奉今文經學，因此，要想徹底推翻改良理論，就必須學術與政治雙管齊下。章太炎以“有學問的革命家”現身，援經論政，雖有局限，但針鋒相對，影響力自然超出了一般革命家的水平。可見，宣講國學與提倡革命在章太炎那裡並不沖突，國學甚至成為他宣傳革命、啟迪民眾的利器。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西比較下的20世紀中國文化史研究”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