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指向而言，徽商與其他商幫的一個突出差別是“賈而好儒”。生長於徽州的思想家戴震曾說，徽商“雖為商賈，咸近士風”。他們雖然經商，卻不以富有為終極目的，而是致力於獲得文化的優越感，借文化的積累獲得財富，又借財富進一步積累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修養、培養子弟、藏書和創作、舉辦各種文化活動、修建各種文化設施等等。其中，徽商對於明清文學的貢獻尤其值得關注。

　　徽商是明清兩代商界最活躍的商幫，資產雄厚、獲利豐裕、經營行當寬泛，其經營理念、經營策略等有著鮮明的特色。

　　就文化指向而言，徽商與其他商幫的一個突出差別是“賈而好儒”。生長於徽州的思想家戴震曾說，徽商“雖為商賈，咸近士風”。他們雖然經商，卻不以富有為終極目的，而是致力於獲得文化的優越感，借文化的積累獲得財富，又借財富進一步積累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修養、培養子弟、藏書和創作、舉辦各種文化活動、修建各種文化設施等。其中，徽商對明清文學的貢獻尤其值得關注。

　　其一，徽商與明清文人有著密切的交往。20世紀90年代，收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明代方用彬親友手札七百通被發現，充分表現了徽商積極與文人交往的事實：首先是滿足自己在科舉考試中未能金榜題名的遺憾心理，其次是獲得文人肯定的文化優越感。而受到傳統“四民觀”的影響，文人一開始鄙視徽商是粗鄙不堪、隻識“孔方兄”的群體，但久而久之，他們感受到徽商對文化和文人的尊重，從而與徽商建立起彼此敬重的友誼。有的徽商甚至對文人提供多方面的幫助，如清代的馬曰琯、馬曰璐兄弟不僅給落魄文人厲鶚、陳章等人生活上的幫助，而且積極收藏圖書，供他們研讀。文人傳統“四民觀”的改變，帶來了明清文學作品中對商人生活的大量反映以及對商人在道德、文化層面的肯定。

　　其二，徽商對明清文學傳播有著重要貢獻。徽商“好儒”，因而對文學刊刻有著特別的熱情，有的徽商開設書坊，出資幫助落魄文人刊刻心血之作，積極主辦和組織各種文事活動。李斗的《揚州畫舫錄》卷八記載“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蓧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硯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徽商的文事活動不僅推動了文人的創作，也推動了文學的傳播。崇尚文化的特質促進了徽商在徽州以外的各大都市乃至鄉鎮的廣泛分布，民國《歙縣志》記載沿江區域有“無徽不成鎮”之諺語。

　　其三，徽商較之其他商幫更有文化底蘊，有不少人從事文學創作。明末清初的徽商汪師韓，就有《春星堂詩集》存世，該詩集成為陳寅恪研究“錢、柳”關系的重要材料。清代乾隆年間，作為揚州地區貿易中心人物的徽州鹽商也積極創作文學作品，如“揚州二馬”兄弟分別有詩集、詞集存世，被推舉為商總的江春則撰著詩集《讀書隨月樓》。在徽州本地，休寧率口的程氏家族成立了“率濱吟社”，定期舉行創作活動，並將家族成員歷次創作的詩作結集為《率濱吟社錄》予以刊刻。到了近代，還出現一部徽商創作的小說《我之小史》。雖然他們的創作在文學價值上不能和文人創作相比，但作為一種創作現象值得關注，作品中表現的審美意識、生命關懷、情感寄托等內容，同樣表現了人們普遍的心理旨趣，其文學價值不應因為他們的商人身份而被忽略。

　　其四，徽商很重視家族、家庭的文化傳承，不以財富積累為人生目的，而是著力培養子弟成為有文化、有尊嚴的文士。基於這樣的文化心態，許多徽商家族和家庭都積極營造文學創作的氛圍，前述率口程氏家族即如此，明代中葉著名的文士汪道昆家族亦如此。汪然明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帶動后代秉承了這一傳統，現存的《叢睦汪氏遺書》就記錄了這個家族綿延300年的文學創作歷程。

　　其五，徽商的不斷壯大，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學的轉型。徽商既有銀子，也有文化，還有閑暇，構成了戲曲小說的閱讀階層和接受群體，促使明清兩代戲曲小說創作的繁榮。而且徽商固守傳統倫理中“孝”的觀念，請文人名士為父母親撰寫各種傳記，成為明清文人的文集中很醒目的題材類別。徽商注重文學刊刻，推動了刻印技術的不斷提升，大量精美的版畫插圖不僅改變了文學作品的刊刻面貌，也開創了文學史的“圖—文”時代。

　　明清時期徽商之於文學的關系，引發了人們對明清文學生態的思考。在既往的文學史研究中，人們的思維向度更多地集中在對作家作品的考証、分析上，很少關注文學生態對於文學創作和文學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前述徽商與文人的密切交往帶來的文人觀念的改變、徽商對文學傳播的作用、徽商的文學創作、徽商的文學家族、徽商在客觀上對文學轉型的推動等，說明商人階層的擴增構成了明清文學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加強文學生態各種因素的學術考察，必將有利於文學史的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徽商與明清文學”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