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馬克思主義”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始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名進入中文語境）作為一種來自西方的新思潮，在2005年正式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下屬的一個二級學科。發展到今天，“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簡稱“外馬研究”）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話語構成和備受中青年學者青睞的新研究趨勢，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走過了30年的“中國化”之路。

　　現狀之一：對象與主題

　　今天的“外馬研究”對象，已不再僅是狹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指20世紀20、30年代由盧卡奇等人所開創的、歷經法蘭克福學派等，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阿爾都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而是包括如下三大組成部分：“第二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含第二國際理論家的思潮和蘇聯東歐的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可廣義分為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大陣營），以及“當代后（現代）馬克思主義”（包括以福柯和德裡達等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由拉克勞和墨菲所開創的后馬克思主義思潮，以及以生態主義、女權主義和文化主義等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和左翼思潮及其學界表現形式“馬克思學”）。總之，當今中國的“外馬研究”擬以“中國之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為研究對象。

　　從“外馬研究”對象的三大塊構成來看，這裡說的“馬克思主義”顯然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但由於各大塊及其內部的諸流派在具體研究中，大多涉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創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由來、形成和演變。因此，如果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為學術地標，“外馬研究”的主題，在最一般性的意義上，就應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緣起與流變的海外探討的再探討。

　　在當前中國的“外馬研究”中，這樣的“再探討”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布局發展：首先，以“第二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學界，其著力點依然放在對蘇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上，而對第二國際理論思潮的再探討稍顯不足，即便是在前者那裡，學界近年來的主要興趣點也多停留在對其中以蘇聯教科書體系為代表的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分析與反思上，而東歐和蘇聯非教科書體系（如梁贊諾夫和巴加圖利亞等為代表的舊MEGA學術團隊，乃至當代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研究則有待給予重視﹔其次，針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則將關注點更多地轉向了以凸顯流派（如法蘭克福學派、結構主義學派、存在主義學派等）、人物（如盧卡奇、葛蘭西、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范疇（如主體性范疇、異化范疇、勞動范疇等）和專題（如所有權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文化問題等）為顯著特點的個案研究﹔最后，對“當代后（現代）馬克思主義”進行研究的國內論者，目前正在進行個案研究的數據庫更新工作，如在“流派”一欄中添加了“英美馬克思主義學派”和“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等﹔在“人物”一欄中補充了“柯亨”、“麥克萊倫”、“卡弗”、“齊澤克”、“鮑德裡亞”、“拉克勞和墨菲”﹔在“范疇”一欄聚焦於“資本”、“認同”等﹔而“專題”領域則更多關注“生態”和“消費”等大眾日常生活問題等。

　　現狀之二：平台與方法

　　良好的研究平台和恰當的研究方法，是促使國內“外馬研究”從學說、思潮向學科化方向轉型的有力推動器。從研究平台來看，時下中國的“外馬研究”主要由講壇、論壇和學壇三大媒介構成：講壇指的是“外馬研究”的學者大多在高校和科研機構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教學工作，他們開設有相關的課程，並以相關的專業方向招收研究生，且日益成為受青年學生歡迎的專業研究方向﹔論壇指的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已舉辦過五屆論壇），如今，它已從當初由國內幾所高校輪流承辦的聯合論壇成功轉型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下屬的二級分會組織，開始成為中青年學者交流學術研究最新成果和在學界嶄露頭角的重要舞台﹔學壇則指的是由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定期出版的外馬研究專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叢》和《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相關外馬研究系列論著和譯叢﹔以及在《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等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上所單獨或組合發表的系列專題學術論文（含譯文）。

　　從研究方法來看，既有以學術團隊為主體的“集團軍式作戰”方式（如復旦大學外馬研究基地團隊、黑龍江大學研究團隊、南京大學研究團隊以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團隊等），也有個性化的“游擊式”研究（研究者廣泛分布在北京乃至全國的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哲學院系）﹔既有個案研究（見上文），也有總體研究（如對唯物史觀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基本原則的當代解讀）﹔既有細節化的文本研究（如對單個文本或其片段的“小敘事”、“解剖式”研究），也有方向性的現實關懷（如對社會公平、生態和人類未來發展等的“大敘事”、“終極式”關注）。

　　前沿趨勢及其比較分析

　　當前國內“外馬研究”呈現出的主要趨勢就是：其一，在研究主題和對象上，流派、人物、范疇和專題等個案研究與體系化的大問題研究以及宏觀概括性總體研究並舉﹔其二，在研究平台和方法上“團隊式集團軍作戰”與個性化“游擊式”研究方法並行。出現這一趨勢的原因就在於各種研究方法各具優勢：團隊式研究有利於整合資源，提高學術資源使用的效度﹔而個性化研究則更能彰顯學術研究的自由度和可持續性﹔個案研究能靈活地實現學術話語應時更新，而總體研究則更接近理論研究的實踐旨趣。

　　正是在這一研究總體趨勢的框架下，當前中國學界“外馬研究”的主要前沿內容包括：第一，前蘇聯主流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作為一種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對象，多被納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特別是“教科書體系發展與演化史”的視角進行專案研究﹔第二，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當代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已逐漸從流派和人物研究進入更深層次的范疇和專題研究（如上文所述），馬克思思想的來源和發展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術思想關系、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等開始成為學界探討熱點﹔第三，伴隨著MEGA2的陸續出版及其部分網絡電子版的公開面世（2011年2月由德國勃蘭登堡科學院新MEGA學術委員會秘書處負責上載），國內學界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和領域，即文本和文獻研究方法與路徑，並由此重新提及與評價前蘇聯舊MEGA編委會重要代表人物梁贊諾夫等人的學術成就，開始更多立足於馬克思不同時期的文本特別是未刊稿（主要是各個時期的手稿），關注馬克思思想的形成史問題，這就是新興的“中國馬克思學”的主要研究旨趣。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外馬研究”領域，如果以學科來作為劃分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實現的，而在傳統三分法的其他兩個領域即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領域則稍弱，這與當前歐美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學術陣地上的分布正好是相反的，后者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主要分布在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這三個學科（當然也有哲學教授從事相關研究）。

　　同時，在新近出現的眾多國別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再探討”之中，真正的馬克思被繁復的話語所遮蔽，使得馬克思的原本形象變得日益模糊起來。由此，“為馬克思辯護”在當下就被賦予了更迫切的理論意義和更復雜的理論任務。或許恰因此，“外馬研究”在中國才能走出一條足以和國際學界同行（過去他們一直是作為“研究對象”而存在的學術“主體”）論衡的中國化之路。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