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是共產主義的偉大文獻，是每一個共產主義者或有志於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人們的必讀教科書。

　　《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全譯本，是1920年8月在上海首次公開出版的。它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過程中起過極其重大的歷史性作用。

　　1920年7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它的任務之一是系統譯介馬克思主義著作，以便為建黨奠定思想和理論的基礎。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公開出版。

　　1920年3、4月，陳望道在家鄉浙江義烏開始從英日文本翻譯本書。據陳本人回憶：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同年9月再版。一些想買得本書的人，還多方打聽“社會主義研究社”的社址。沈玄廬回憶說：“因為問的人多，沒工夫一一回信”，所以他就借《民國日報·覺悟》，作一個總的答復。他在答復中講到，“這本書底內容，《新青年》、《國民》、《晨報》都零零碎碎譯出過幾條或幾節的。凡研究《資本論》這一學說系統的人，不能不看《共產黨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經陳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另據楊東莼的回憶：北京大學的李梅羹等也“曾翻譯德文本《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並油印發行過”。中國的先進分子在南方和北方不約而同地從事《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可見出版本書的中文全譯本，確實是當時形勢下的一種需要。

　　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許多人正是通過閱讀這本書，成了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

　　李大釗指導下的北京大學馬克斯（思）學說研究會是以搜集、採購、收藏、出借馬克思主義文獻作為自己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的。當時該會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40余種，其中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有20種，其中就有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裡，至今還保存有1920年9月再版的中譯本《共產黨宣言》。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共產黨北方組織的早期成員和領導骨干，大多曾經是這個研究會的會員或通訊會員。他們中的一些人閱讀過這本書並受到過它的強烈影響，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毛澤東講過，他本人就是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五四運動時期，他對俄國十月革命表示了熱烈歡迎的態度，認為俄羅斯以民眾大聯合力量反對貴族、資本家而取得的“社會改革”的勝利，“可以普及於全世界”，“我們應該起而仿效”。不過在當時，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1936年他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

　　有的學者提出，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才在上海刊印出版，而毛澤東在1920年4月即離開北京去上海了，7月又回到了長沙。因此，他既不可能在北京，也不可能在上海讀到這本書。據羅章龍1990年3月的回憶：“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產黨宣言》不長，全文翻譯了，按照德文翻譯的，我們自己還謄寫，油印，沒有鉛印稿，只是油印稿。我們醞釀翻譯的時間很長，毛主席第二次來北京后看到了。”可以這樣認為：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時確實讀了《共產黨宣言》（這樣關鍵性的事件，他不可能記錯），但不是陳望道的譯本，而是羅章龍所說的那個譯本。當時北京有《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前面所引楊東莼的回憶也是講得很清楚的。陳望道的譯本，毛澤東后來肯定讀過，而且讀過不止一遍，由於對此印象很深，所以才在同斯諾談話時講到這個譯本。

　　《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出版，曾經造就了中國早期一代的共產主義者，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要知道，正是這些人集合起來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奮斗，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表明，認真學習《共產黨宣言》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有著多麼重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是它所以能夠在革命和建設中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發揮核心領導作用的關鍵。

　　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重要的一點，是要認真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即直接與大師對話，向大師求教。恩格斯說過：隻有“研究原著本身”，才“不會讓一些簡述讀物和別的第二手資料引入迷途”。針對一些人對唯物史觀的片面理解，他在致約·布洛赫信中再次提出：“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在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他還開列了為此而應重點閱讀的書目。

　　為了幫助和推動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干部以及廣大理論工作者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由中央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項目《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寧專題文集》五卷本，於去年年底編輯出版，這是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考慮到這兩部文集篇幅很大，在推進學習型政黨建設的過程中，在一定時期內，最好能結合實際需要，確定若干篇目作為閱讀的重點。我想，有閱讀能力的黨員和干部，首先重點學習《共產黨宣言》這部共產主義的基本文獻，會是很有益處的。

　　這麼做，將是我們對《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90周年的最有意義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