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維武

　　問：最近，我正在看 《劃清 “四個重大界限”學習讀本》。劃清 “四個重大界限”第一條就是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記得有學者曾經撰文提出，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是 “西方人”，但並不能因此就把馬克思主義視為 “西學”中的一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不是“西學東漸”。請問，這一觀點准確嗎？

　　——北京建國門內大街 李向陽

　　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 “西學東漸”關系問題上，我們主張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態度，在歷史的聯系、歷史的考察中來加以說明，而不是作單純的理論分析。

　　“西學東漸”，即歐洲思想與學術傳入中國的文化運動，早在明清之際就已開始。自鴉片戰爭以來，隨著中國被卷入以西方近現代文化為標本的全球性現代化運動，歐美現代思想與學術成為 “西學東漸”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一文化運動中，作為西方思想與學術的一種傳入我國的。

　　1899年，馬克思的中文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上海教會組織廣學會主辦的 《萬國公報》的文章中，文中稱馬克思主義為近代學派中 “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在此后近20年間，一些較早覺悟的中國人都曾對馬克思主義作過積極的介紹和傳播。不過，這些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物，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只是作為一種學理來介紹和傳播。由此看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初引入與早期傳播，是在 “西學東漸”的總體框架中進行的，是 “西學東漸”的內容之一。

　　中國人真正找到馬克思主義，並將其作為自己信奉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中國“五四”運動發生以后。一批投身新文化運動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接受、宣傳、主張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新世界觀來考察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探尋中華民族的復興道路，解決 “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

　　應該說，這種歷史性轉換，是通過對當時各種西方思想的比較、辨析與選擇而實現的。在當時傳入中國的諸多西方思想中，不止一種思想宣稱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表達下層民眾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價值訴求，這就要求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從比較中進行辨析、作出選擇。

　　毛澤東之所以最終選擇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著眼於改造中國的實際效果。毛澤東在主義上的這種比較、辨析與選擇，在那個時代頗具代表性。當時，許多新文化運動參加者選擇馬克思主義，往往都經歷了類似的認真思考。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就不再僅僅是一種西方的思想與學術，而開始轉化為中國人自己信奉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轉化為再造中國的偉大歷史運動。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超越了 “西學東漸”的總體框架，成為中國人自己的思想運動與實踐活動。

　　通過以上歷史的考察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對 “西學東漸”的繼承，又是對 “西學東漸”的超越。說繼承，就在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最初確實是作為一種西方的思想與學術引入中國思想世界的。說超越，就在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僅僅停留在學理層面，更沒有教條主義地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而是強調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革命實踐和文化傳統的結合。這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所提出的 “有的放矢”與 “實事求是”。后來，鄧小平把 “實事求是”看作是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關鍵，強調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因此，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應當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變化，由 “西學東漸”諸多思想與學術之一種，到被先進的中國人最終選擇為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進而轉化為中國的歷史運動與文化傳統的有機內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 “西學東漸”的關系，是在歷史中所顯示出的既繼承又超越的關系。 （李維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