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報要點】近期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系列宏觀數據顯示,在政府經濟刺激政策的強力推動下,2009年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成功終止了2008年第三季度以來加速下滑的趨勢,GDP等6大指標呈現“止跌觸底”的態勢。同時,這些指標也反映出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在結構上具有“兩面性”,即“政策性反彈”與“市場性下滑”並行。對此,本期《要報》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討。
一、我國宏觀經濟指標分化與沖突的表現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依然處於“止跌—復蘇”進程中的第一階段——“政策性反彈階段”。從近期一系列宏觀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宏觀經濟在結構上呈現出“兩面性”:一方面是以固定投資、實際消費、股票市場以及部分行業生產等指標為核心的反彈面,另一方面是以進出口貿易、名義消費、價格指標、財政和利潤等指標為核心的下滑面。這說明我國宏觀經濟在“止跌觸底”的同時,還表現出強烈的結構分化以及宏觀變量之間的相互沖突,宏觀觸底的基礎並不是很堅實。
“結構分化”具體表現為以下十個方面:一是傳統的“出口—投資聯動機制”被打破,在出口持續下滑的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卻大幅上揚,投資驅動模式步入以信貸和財政政策為主導的蕭條期驅動模式。二是傳統的工業增加值與用電量同步變化的規律被打破,在工業增加值反彈的同時,發電量卻持續下滑,二者之間的缺口不斷擴大,我國工業化增長模式步入蕭條期。三是傳統的內陸運輸和海運運輸同步變化的規律被打破,在貨物運輸和PMI值反彈的同時,港口運輸同比依然是負增長。四是在貨幣供應量快速井噴與實體經濟增長緩慢的同時,物價水平卻持續負增長。五是在總體工業產量上揚的同時,工業利潤同比增速持續下挫,部分行業甚至出現“越虧損、越生產”的局面。六是在消費實際增速同比大幅度提高的同時,名義消費增速卻出現明顯的下滑回落。七是在股票市場日益高漲的同時,上市公司和工業企業的利潤同比大幅度下降,資本市場的資金性推動的特點十分明顯。八是在房地產銷售出現大幅度復蘇的同時,而房地產投資的增速卻依然在低水平徘徊,同比增速大幅度下降,房地產市場全面復蘇存在不確定性。九是在靠近國有層面、政策刺激層面和中央大型項目等領域的政策性投資大幅度提升,而靠近一般市場、出口等領域的市場性投資卻持續疲軟。十是兩種制造業PMI指數存在沖突,說明在政策強力刺激下制造業在接近政策層面與出口型市場層面上出現了明顯分化。
在宏觀經濟呈現“結構分化”的同時,很多宏觀變量之間存在著沖突和矛盾,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工業增加值增速首次低於GDP增速,我國宏觀經濟開始步入增長源變異的蕭條期。這說明經濟下滑中我國工業受到重創,而不是我國增長結構產生了穩定性的變化和調整。二是固定投資實際增速與GDP增長速度、工業增加值增速之間的差距大幅度擴大。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去存貨投資”較為嚴重,另一方面說明目前高速固定資產投資可能沒有落到實處。三是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高速增長與投資品價格和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的下滑存在沖突。這說明要麼很多計劃投資的資金沒有形成相應的購買,要麼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存在虛報的現象。四是居民收入增長與失業率上升、實際收入水平上升與居民收入感受指數下降之間存在著一定沖突。這說明政府轉移性支付力度較為強勁,未來收入政策的可持續性對於收入的穩定十分重要。五是我國經濟深度下滑的蕭條狀況與目前實際消費增速依然堅挺存在著沖突。這說明可能存在大量“強制性”消費,自願性消費依然處於低迷狀態。
二、我國宏觀經濟指標分化與沖突反映的潛在風險
上述“結構分化”、“變量沖突”,說明我國宏觀經濟向“全面市場啟動”階段過渡的基礎依然薄弱,其間可能蘊含著一些值得注意的經濟風險,主要是以下九個方面:一是潛在供給擴大與產能過剩帶來的宏觀經濟過度波動與再度探底的風險﹔二是外需持續惡化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大幅度強化“下行壓力”的風險﹔三是貨幣沖擊與輸入型價格上漲雙重沖擊下通貨緊縮突然逆轉的風險﹔四是房地產存貨的調整以及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使房地產市場面臨“小陽春”之后振蕩的風險﹔五是“政府性投資的懸空”與“市場性投資的擠出”並存的風險﹔六是總量可持續掩蓋下財政結構性惡化的風險﹔七是周期性失業的持續攀升與“無就業經濟復蘇”雙重沖擊下的社會風險﹔八是過度救助帶來的更大的市場扭曲的風險﹔九是過度樂觀情緒蔓延與決策失誤帶來的信心逆轉的風險。
三、推動我國宏觀經濟全面復蘇的政策建議
針對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特點,應採取相應的政策措施,以“啟動市場”、“鞏固企穩”、“減少沖突”、“化解風險”,進而推動宏觀經濟全面復蘇。
第一,不宜過度頻繁地改變現有的經濟刺激方案,以避免出現后來刺激方案的出台導致前一種刺激方案實施落空、無法發揮作用的局面,避免發生經濟主體對政策預期不確定的現象。當前應以強調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為主,以局部戰術性調整為輔。
第二,要辯証認識投資在我國經濟增長及危機救助中的作用。雖然政府投資效率步入強烈的遞減區間,但4萬億刺激方案對於穩定內需、保証產業循環不斷裂起著關鍵作用。因此,一方面我們不宜啟動新的投資刺激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大幅度減少原有投資計劃的規模。目前重點應在於:一是落實投資計劃,在防止“政策性投資落空”的同時,重點監控地方政府利用刺激政策之便進行變相的地方債務融資和投資膨脹﹔二是局部調整政府投資的渠道和行業方向﹔三是強化各種有利於政府投資的拉動效應的政策措施,注重投資的就業效應、產業調整效應﹔四是改變目前投融資體制進一步扭曲的格局,放開對民間資本進入的行業管制。
第三,出口下滑已成定局,但政府不宜對外需進行過度的救助,應堅持從戰略高度出發調整貿易政策,特別是對目前出台的政策進行分類調整。一是不宜過度使用出口退稅政策來保証出口,以避免為下一步結構性調整帶來過多的負擔﹔二是放寬出口信用保險和外商融資擔保等有利於擴大外部需求的金融措施﹔三是利用用於出口退稅和關稅減免的各種費用創建外向型企業產業轉型基金,改變對外向型企業危機救助的方式,促進這些企業在向內銷轉移過程中進行技術和產業升級。
第四,目前我國消費政策的重點不應是簡單地進行一次性轉移支付或通過補貼來提高居民的“半強制性消費”,而應通過全局性的、規劃性的社會改革來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因此,應堅持以“改革促進消費”為核心的消費政策,在進一步擴大家電下鄉、以舊換新、降低部分產品消費稅的同時,出台5-10年的一攬子社會改革計劃,以穩定人們的預期。
第五,“結構改革”是我國在“止跌—復蘇”進程中的政策核心,但應注意避免出現“戰略問題戰術性處理”的困境,防止與“需求管理政策”產生過大的沖突。因此,結構改革不僅應關注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新產業的促進上。同時,對產能過剩的治理是目前結構調整的一個重點,而淘汰落后產能及虧損企業是治理任何危機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因此,應避免不分技術水平和行業分布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生產型補貼。可考慮推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的補貼計劃,但對於更新的固定資產要制定較高的技術和環保標准。
第六,財政支出在總量上依然存在擴張的空間,但投資性的財政支出不宜增加,而消費性和轉移性的財政支出應當提高。與此同時,應重點關注財政結構性惡化的源頭——地方財政信貸化的問題。一方面應約束地政府新一輪基本建設投資的膨脹,另一方面應加強對各地城市投融資平台融資行為的監管,防止信貸被地方財政綁架。
第七,貨幣政策不應進行方向性的調整,但可對實施工具和措施進行調整。貨幣政策在短期應當穩定預期,在中期應當防止通貨緊縮向高速結構性價格上漲突然逆轉。因此,未來貨幣政策工具應從信貸放鬆向減息轉變,人民幣匯率應保持相對穩定。
(責編: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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