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報要點】金融危機影響下的中國就業形勢，並非以勞動力市場沖擊這種簡單和單向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是在就業沖擊與勞動力短缺、農民工返鄉與回城、失業率上升與下降等一系列扑朔迷離的現象中展現。本期《要報》認為，在我國勞動力市場“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的假設下，“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分析框架對上述現象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建議。

　　一、就業形勢與宏觀經濟波動密切相關

　　2004年以后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曾經有過切身感受與劇烈反應。而當金融危機以出口產品訂貨減少的方式，開始沖擊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經濟時，勞動力市場劇烈波動現象則從相反的角度表現出來。

　　在美國，聯邦政府每個月都會公布就業形勢的最新數據，主要指標分別是基於家庭調查和企業調查得出的機構就業和失業信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選出的記者准時獲得勞工統計局獨家發布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並予以報道后，常常給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在中國的勞動力統計項目中，雖然同樣包括家庭調查和企業調查，但由於調查結果匯總和發布較慢，不能滿足判斷宏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形勢的需要。通常，我們可以不定期地獲得季度登記失業率，以及反應更加遲鈍的在若干勞動力市場上收集的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宏觀經濟調控決策是在相對遲緩的就業判斷之下做出的。

　　隨著用下崗補貼方式進行失業保障體制的結束，到2003年下崗職工這個群體在統計意義上就不復存在了。那些尚未實現再就業的人員，開始領取失業保險金。因此，這一年登記失業率達到最高水平4.3%。隨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0%。2008年，隨著金融危機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逐步顯現，登記失業率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同樣地，在2008年以前，用勞動力市場上崗位數與求職人數之比表示的求人倍率，呈現出從20世紀90年代末的就業沖擊中日益恢復的趨勢，2007年和2008年高達0.98。但是，2008年開始的就業沖擊導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到2009年第一季度為0.86。

　　在本次金融危機期間，由裡昂証券亞洲分部和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分別統計的PMI指數，受到廣泛關注。這一指數在2008年驟跌之后，2009年初開始回升，並分別於3月份和4月份超過了50這個基准線。此外，月度和季度的一系列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也都顯示中國經濟正在回暖。相應地，就業指標也應該有所反映，即調查失業率和求人倍率在一季度之后，應該處於逐月恢復的勢頭。

　　二、宏觀經濟波動與勞動力市場分割共同影響著當前的農民工就業

　　關於農民工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官方發布的信息發生多次變化。從2009年初到9月份，分別有春節前后2000萬農民工因失去工作返鄉、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機影響的1200萬人在內的7000萬農民工返鄉、7000萬返鄉農民工的95%已經返城就業、農民工失業率不到3%、外出農民工總規模已經從2008年的1.4億增加到1.5億、返鄉農民工的96%已經回城就業以及農民工再次出現短缺等消息發布。從一個時間序列看，這些消息串聯起來，足以構成農民工對2009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反應過程。

　　我們可以運用“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這樣一個分析框架解釋上述變化。經濟增長的周期造成就業增長的周期，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實體經濟下行，就會產生周期性失業。既然遭受危機打擊最大的是出口部門的中小企業，而這些企業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農民工，農民工最先丟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雖然今天的戶籍制度已經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異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戶分離使得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難以享受工作地的社會保護和就業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農民工並不必然留在原地尋找工作。由於春節在即，提前返鄉也是合乎邏輯的。

　　農民工的形成是因為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意味著農村的崗位不能滿足他們的就業需要，換句話說，他們本來就不是農村有需求的勞動力。此外，還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使他們難以回到農村的崗位上。例如，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農業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新一代農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會務農也不願務農。因此，春節過后，無論有無工作合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要回城尋職。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也得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於承受不起長期失業，他們抓住任何就業機會的願望比城市勞動者要迫切得多。制造業崗位減少了，他們就轉到服務業﹔當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第一輪效應的經濟刺激方案啟動時，他們就加入建筑業。不難理解，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就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通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自我調節恢復了就業狀態。

　　無論是由於中國國內消費的持續增加、各國經濟的初步復蘇，還是政府經濟刺激政策效果擴展到更多的產業，經濟增長總會或多或少回到它的正常軌道上來，周期性失業問題也會相應緩解。這時，在我們的經濟學分析鏈條上應再加上一條，即勞動力市場分割。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對勞動力的額外需求，比如說聖誕節訂貨單的增加，都會形成勞動力供求的短期失衡，導致“民工荒”重現。例如，廣東的東莞已發生農民工短缺，勞動力市場上的求人倍率已經從最低時的0.76回升到1.51。

　　如果沒有戶籍制度，沒有享受公共服務機會的城鄉差別，因而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地理分割，就業對經濟周期的反映是通過以下機制進行的：當經濟處於下行區間時，一方面，是周期性失業率上升，失業者一邊領取失業保險一邊積極尋找工作﹔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勞動者因工作難找和工資下降而退出勞動力市場，表現為社會總體的勞動參與率下降。當經濟處於上行區間時，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業率的同時，也會通過獲得工作機會的容易程度和工資水平，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喚回來，甚至吸引新的經濟活動人口，社會總體勞動參與率提高，從而增加勞動力供給。

　　但是，在存在戶籍制度的條件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通常是發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區）與勞動力供給（存在於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勞動力供給對需求的反應，比正常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要緩慢得多，常常導致特定地區勞動力供給的大起大落。可見，人們所看到的農民工就業形勢的瞬息萬變，以及“民工荒”與“返鄉潮”的空間並存，合理的解釋就要在上述“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框架中尋得。

　　三、長遠來看，緩解我國勞動力供需矛盾，必須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整合勞動力市場

　　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動，周期性失業可以治理，不能根絕。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現象及其所放大的社會影響，卻可以通過改革予以消除。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整合，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本世紀以來，外出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總量大體上翻了一番。按照6個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統計城市人口的話，勞動力流動對城市化的貢獻是顯著的。但是，農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關系的不穩定，也扭曲了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因此，迄今為止所發生的城市化，由於沒有實現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因而是不穩定的城市化。開掘經濟增長可持續源泉，不僅提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個穩定的城市化，從而呼喚戶籍制度改革。

　　不過，戶籍並不僅是一張紙片。如果不能獲得城市的公共服務，就算農民工獲得了名義上的城市戶口，也並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因此，通過實現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務的統一化和均等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不啻為一條正確的改革路徑。一方面，城鄉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擁而至帶來的社會風險，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或者廣義上的社會福利體系，以及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對農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納，增加了他們的選擇機會，不僅使市民化成為一種漸進的過程，也達到了分享公共服務的市民化目的。這樣推進的城市化，是穩定的、以人為本的城市化。

　　更重要的是，穩定的城市化是培養人力資本、解決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治理自然失業的關鍵。由於城市新增勞動力需要依靠農村勞動力轉移給予滿足，推動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導致按照常住人口定義的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實際上已經呈現絕對減少的趨勢。又由於那些年齡偏大的以及在校學生並不參與勞動力市場，出自農村的勞動力總量已經大幅度減少。因此，2004年普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暫時性的，有其背后不可逆轉的人口動因，意味著我國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態勢的根本性改變，用發展經濟學的語言就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開始消失，中國經濟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

　　雖然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30年的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鑒於人均收入仍然處在較低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區的蓄勢待發，今后10—2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仍然是可能的。作為最先擺脫本次金融危機的國家，中國經濟在2009年將恢復到常規的增長軌道上，因金融危機影響而暫時中斷的普通勞動力短缺現象，將以區域性、結構性和摩擦性的方式繼續出現。治理這類勞動力市場矛盾的終極出路，是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整合水平、改善勞動者的素質。因此，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就業，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等一系列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