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江南文化的繁華榮光，人們往往羨談唐宋抑或明清，有意無意地避開蒙元時期，認為此階段是江南文化的衰落枯竭期。事實上，不加特定的分析，簡單地說元代統治優於或劣於前代，並非史學者應有的審慎態度。元代江南文化繼承唐宋以來的傳統，遵循區域文化發展的內在理路，借助於蒙元統治帶來的大一統局面，使江南文化在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內傳播，獲得中國及域外世界的識別、認同和肯定。

　　南北互動中的“江南文化”

　　宋金、宋蒙之間的軍事對峙，使南北長期處於隔絕的狀態，文化發展各異其趣。元代大一統使南北交通重新暢通，書籍、人員往來重歸暢通。伯顏攻克臨安后，奉命將宋室一切“經史子集、禁書典故、文字及書畫、紙筆墨硯等物”起運至大都，成為元廷的重要文化收藏。大量文化典籍北上對江南來說是一大文化損失，不過這無意中也促成南北文化的交流。《元史·齊履謙傳》載：“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歷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

　　古代文化傳播手段和媒介有限，相對依賴於人口流動，統一使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頓成潮流之勢。江南與蜀地、中原不同，在宋元易代之際破壞並不嚴重，江南地區豐厚的文化積澱基本未墜，這種文化延續構成了江南對北方進行文化輸出的重要基礎。時人記載：“昔江南平，中土士人南下，若水之趨下。”劇作家關漢卿在宋亡后即從大都來到杭州，作曲《杭州景》描述其切身感受：“水秀山奇，一到處堪游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帘，一巷地人煙湊集”，初來人間天堂，對他來說真是“縱有丹青下不得筆”。隨著北人與江南士人接觸日益增多，逐步對江南文化的認識日益深入，產生了對江南文化的“認同”，最大的體現莫過於理學的北傳。

　　理學雖起源於北方，卻是在南方完成其思想的系統建構。金朝儒士承襲遼朝和北宋學風，三蘇之學最為盛行，對理學較為陌生。蒙古滅金伐宋，南宋儒士和理學書籍開始北流，南北一統后，理學加速了在北方的傳播。經過長期的過程，理學最終被蒙古統治者接受成為官學，爵祿所在，士子趨之若鹜，士風丕變，“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仁宗延祐年間重開科舉，考試以朱熹等人注釋的四書五經為標准，北人學習江南儒學蔚然成風，正式確立了理學在國家學術、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並為明、清兩代所沿襲，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元初江南社會混亂，盜賊橫行，江南士人中彌漫著濃重的“遺民”情節，加之科舉長期停廢，在“君臣大義”和“華夷大防”的感召下，大部分江南士人選擇隱居鄉裡。待局勢逐步穩定，忽必烈派程鉅夫到江南搜訪隱逸，禮聘賢才，趙孟頫等江南名士相繼北往出仕。且不少江南人宦游大都，希冀以自身才華和文章獲得權貴垂青。元代中后期，在大都形成了江南籍文人圈，較為活躍者有虞集、貢奎、揭傒斯、黃溍等。他們大多任職於元代中央文化機構，如集賢院、翰林院、史館等。人口流動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更加深了江南文人自身的文化認同，“憶江南”是大都文壇中反復出現的主題，“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北游江南文士的無奈和痛苦盡顯於此。

　　民族交融中的“江南文化”

　　與以往歷史上的北人南遷不同，元代除了大量中原漢人遷居江南外，還有蒙古高原的蒙古人、西域的畏兀兒人，東北、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原居中原的契丹、女真、黨項人。元代並不奉行族群隔離政策，外來移民居住隨意，江南地區民族雜居的復雜程度前所未有。蒙古人、色目人游歷或仕宦江南，浸染於江南的秀麗風光、悠久歷史和雅致文化中，涌現出如張彥輔、高克恭、阿魯威、貫雲石、薩都刺、丁鶴年等一大批少數民族詩人、藝術家。遷居江南的各民族人士通過詩文酬答、婚姻、宴會雅集等紐帶，對江南文化產生了認同，在文化面貌和生活習慣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

　　元代的文化總體特征是多元共存。大都城內不僅匯集了原金朝的典籍文物和人才，也兼容了南方而來的江南文化和西域及周邊國家的文化。帝國一統后，大量江南文人來到大都，多以文詞、繪畫、音樂等技藝求仕，盡管政治參與度不高，但文化的影響力卻顯而易見。元后期的皇帝都不同程度受到江南文化的熏陶，尤以仁宗和文宗為最。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對漢地文學藝術興趣濃厚，酷愛書法繪畫，最看重趙孟頫，稱其“博學”、“文詞古雅”、“書畫絕倫”，其他江南能文能藝之士亦有任用。文宗圖帖睦爾自幼生活在漢地和江南，精通漢語，能書畫詩文，在集慶（今南京）潛邸時就留意招攬江南文士，出入門下的有詩人李孝光、書畫家柯九思等，即位不久就設置奎章閣學士院，負責經筵講學，編纂出版書籍，討論書法繪畫，不少江南士人先后任職於此。

　　中外交流中的“江南文化”

　　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建立后，穩定的局勢為中西交通提供了條件。江南不僅有到達日本、高麗、東南亞甚至中東、西非的海上交通航線，還有連接中西亞的東西方陸上交通線，遠道而來的胡商、傳教士、探險家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贊揚江南的富麗繁華，在西方早期游記中，實際上已經把江南當做敘述中華文明的重點，形成域外世界關於江南的文化認同。

　　《馬可·波羅游記》是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游記，影響甚大。愛爾蘭學者莫裡斯·科利思認為：“（《游記》）不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啟蒙式作品，對於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異於振聾發聵，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科學的廣泛復興。”馬可·波羅筆下的江南是“人口稠密而富裕的市鎮、城堡及村落，居民們豐衣足食”。而雄偉壯麗的“行在城”（杭州）給他的印象最深刻，他如此描述：“就其宏偉壯麗以及所提供之快樂而言，這座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無法比擬的，生活其中的人們恍如置身天堂一般。”

　　意大利學者路易吉·布雷桑編著的《從馬可·波羅到衛匡國：西方人眼裡的杭州》一書中，還記載了與馬可·波羅同時期來杭州的鄂多立克、伊本·白圖泰、馬黎諾理等人對杭州城的游歷感受，無不用最極端的筆觸描述，稱之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最美麗，最偉大，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總之最為奇特之城”。域外的江南文化認同還延續到16、17世紀的來華傳教士，諸如利瑪竇、衛匡國等人。

　　江南還是元代對日本、朝鮮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區，東亞社會對江南文化也懷有同樣的認同。楊雨蕾通過對朝鮮文集和《燕行錄》的研究發現，蒙元時期的李齊賢、李穡等人均有相當多的江南紀行詩。他們親身經歷體驗江南地域文化，同時在詩文創作中將“江南文化”的思緒落到對朝鮮本土的山川風物的詠嘆中。

　　在江南地域文化歷史演進的過程中，蒙元時期應有特殊的歷史地位，元朝統一結束了晚唐以來長期割據分裂的狀態，江南文化逐步融入中華多民族文化體系的整體范疇中，並融入了北方文化、草原文化、域外文化等諸多要素，不再是南朝移植在南方的中原文化，也不再是南宋局促一隅的南方文化，江南文化從此開啟了由單一民族和某一地方創造的區域文化上升整合為中華民族和域外世界共同精神財富的道路。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