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成立后，陝北地區生產隻能維系低水平消費需求的狀況並未改變，且隨著人口非自然快速增長，致“魚大水小”的矛盾日趨尖銳。1941年征募、採購糧食從1938年的4.5萬石猛增至20萬石，農民的負擔比較重。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對邊區停發經費、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邊區財政經濟形勢嚴峻，一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2頁）1943年，為防備國民黨“閃擊延安”而增加軍費和搶季收購棉花，迫不得已大量發行貨幣，致市場物價暴漲。

　　在這種情況下，對經濟困難的嚴重程度和性質作出准確判斷，關系經濟決策和措施的取向。1943年7月2日，《解放日報》發布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提出進行“適合時宜”的經濟改革以推動生產發展方針，強調“這些就是我們對於發展生產借以克服經濟危機的意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4—45頁）毛澤東立足陝甘寧邊區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將其稱之為“經濟危機”。次年12月，陳雲也確認邊區出現經濟危機的局面，並肯定發展生產以克服危機的方略，“我們以發展生產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與國民黨當局以加重老百姓負擔來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是一個明顯的對照。前者達到豐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窮財盡。這兩種辦法誰好誰壞，何去何從，中國人民自然看得清楚。”（《陳雲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9頁）

　　陝甘寧邊區生產供給難以滿足需求的現實要求發展商品經濟，但因於“唯書”影響，當時認為建設共產主義不需要商品經濟的思想比較普遍，陳雲所說的“從來沒有想過當共產黨還要做生意”（《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頁）正是當時很多人的真實想法。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立足實際，實事求是，決策實施發展商品經濟以打破封鎖方略。陳雲於危難之際受命主政經濟，“中心任務是做生意”（《陳雲文集》第1卷，第380頁）。他敏銳地抓住了發展邊區經濟的關鍵，是必須“把東西賣出去，如賣不出去，問題就來了。陝甘寧邊區和晉西北開支很大，我們的東西賣不出去，需要的就拿不進來，所以必須發展貿易。”（《陳雲文集》第1卷，第383頁）

　　陳雲深刻揭示，不同的經營主體和經營目的規定商品經濟的不同性質，提出了“為個人”“招財進寶、黃金萬兩”的商品經濟和“為人民”的商品經濟概念。明確提出我們共產黨也要做生意，也是商人，但前面又戴了“共產黨的帽子”，是“共產黨的商人”。這是與普通商人的“基本區別”（《陳雲文集》第1卷，第375—376頁）。“共產黨的商人”要發展的是“為人民”的商品經濟。從理論上廓清邊區要發展商品經濟和發展什麼樣的商品經濟，為共產黨“要做生意”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陳雲認為，共產黨做生意要借鑒資產階級在將商品經濟推向極至期間積累、形成的方法，“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方法可以採用資產階級的。”（《陳雲文集》第1卷，第393頁）為此就要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制度。做生意“我們這些人經驗不夠，屬於大少爺一類的人，不像兢兢業業的商人。要規定一下，買貨要怎樣，秤要怎樣，尺用怎樣。要規定條例，如入貨條例、出貨條例、運輸條例、查賬條例。分區的負責人要到貿易公司去查賬，先把抽屜一拉，翻開賬簿，再查他的錢。如果賬上是一百二十六萬，錢也是一百二十六萬，便是對的。如賬上存的是一百八十萬，錢隻有一百六十萬，那二十萬哪裡去了？要這樣搞。從前王雲五‘整’我們，便是這樣‘整’的。”（《陳雲文集》第1卷，第393頁）二是靈活等價交換。收購出口的土產，“要用做生意的辦法，東西要看好壞，不好不要，逼得他們沒有路走了，就要提高質量。這個辦法可以刺激生產，是大老板的辦法。……有點托拉斯的作風，有點財政資本家的作風。這是一個鞭子，不要放下。”（《陳雲文集》第1卷，第391頁）在邊區特殊環境下對外做生意，等價交換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有多少布換我多少鹽，不是拿貨幣來計算，基本上應該以物物交換的比例計算，以物資為標准。”“第二個問題，是處在戰時狀態，物價高漲，幣值跌。國民黨是這樣，全世界也是這樣。戰時狀態，我們的對策是要經常提高價錢，注意出入口平衡，使我們不吃虧。”（《陳雲文集》第1卷，第386頁）三是建立經濟統一戰線。“無論是中國也好，外國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能拉攏關系。”（《陳雲文集》第1卷，第379頁）共產黨做生意、拉攏關系，首先有政治眼光，“懂得團結內部，對外同國民黨作經濟斗爭。對內對外的貿易生意該怎樣做這一套都要摸熟，要懂得在邊區內部怎樣做生意，和外面的商人怎樣搞好合作，怎樣利用外部的商人。……不能簡單地反對投機操縱的商人，我們要拉這個力量同我們合作，要他們幫助我們對外斗爭才有力量。我們共產黨人不能把不應該消滅的都消滅，因為這樣就不能團結內部同國民黨作斗爭。外面的商人也是我們爭取的對象，不然對內對外的貿易就搞不好。我們是共產黨員，要懂得黨的政策，要照顧到這幾項。在共產黨這一點上，我們要有黨的立場、革命的立場、階級斗爭的立場。”（《陳雲文集》第1卷，第378頁）其次對商人、腳夫既要廣泛宣傳我們的政策，更要在價格上恪守貨真價實、講求信譽，給商人以讓價照顧，取消臨時性營業累進稅，多征過境稅，適當增加紙煙稅，使他們有利可圖，沖破封鎖與邊區做生意。再次要廣泛利用商人的社會關系和國民黨內部的各種矛盾，進行公開的、秘密的、上層的、下層的等等形式的統戰工作。四是要機動靈活地開展貿易斗爭。如邊區運鹽季節國民黨壓價收購之際，我們就籌集足夠資金囤積，待彼一無儲備時，提價出售。還要利用好價格吸引。邊區輸入必需品，凡販好貨進口者，在價格上給予優惠照顧，壞貨則堅決壓價，使之無利甚至賠本。1944年關中新棉上市，國統區價格每斤1100元，我方以2800元收買。高額差價吸引商人大量販運，就連封鎖邊區的國民黨軍隊也整排整連參與販運，有的甚至一天背3趟。時任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經理的喻杰曾回憶，在陳雲直接指揮下靈活開展的外貿斗爭成效極為顯著，僅1945年上半年的兩個多月時間，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就收進黃金10萬多兩，“超過過去兩年的總和。”“物資雄厚，邊區的金融、市場也很穩定。”（喻杰：《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見《陝甘寧邊區概述》，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頁）

　　在以上正確的應對措施作用下，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困難和經濟危機逐步得到緩解，1944年和1945年，邊區對外貿易連續兩年出超。1944年的進口量比1943年下降了1.7％，而出口量卻是1943年的3倍，出超19億（邊幣）﹔1945年准備反攻，進口量雖比1943年增加了9.4％，而出口量卻是1943年的7倍半，出超34億，扭轉了陝甘寧邊區多年來的入超局面，不僅財政收支平衡、用度比較自如，達到了豐衣足食，解決了大反攻開始后大批干部出發的裝備、交通等費用，而且還給陝甘寧邊區政府留下了足夠一年用的家底，“創造了中外戰時財經史上鮮為人知的光輝的一頁”（李成瑞、朱佳木主編:《陳雲經濟思想發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第5頁》）。

　　（作者單位：甘肅政法學院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