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之影響中國，最重要時期是史量才時代。1912年史量才購下《申報》並銳意改革，起用進步文人，改變《申報》言論溫吞水的狀態，成為報界一面鮮明的旗幟，並對近代政治、文化社會之新陳代謝，產生重大作用。

　　《申報》自1872年創刊，出版了77個年頭，計25599期，它是公認的近代第一大報，也是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中國第一條鐵路開通，清王朝的覆滅，“九一八”事變，“七七”抗戰……《申報》記錄了許多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時光。

　　《申報》發行量最大，流布地區最廣。近代以來，江南士人多將新聞紙叫作“申報紙”。出生於浙江浦江縣的曹聚仁曾回憶說：“我們鄉間，凡是報紙，都叫做‘申報紙’。一個專有名詞當作普通名詞用，可見這家報紙的權威。”即使是信息閉塞地區、婦孺及不識字的下層民眾，對任何報紙都會統稱為“申報紙”，這樣的殊榮唯《申報》獨有。同樣，在晚清，北京的官員問候語中，有一句就是：“《申報》你看了嗎？”不僅如此，20世紀初朝鮮創辦的新報叫《大韓每日申報》，由此可見，《申報》的影響力超越了國界。

　　起步上海影響全國

　　1872年4月30日，《申報》在上海英美租界的山東路創刊。那時的上海，移民大量涌入，商業貿易繁榮，已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口城市，《申報》亦隨著上海的發展而壯大起來。

　　《申報》開辦地點為山東路197號，1882年遷至三馬路大禮拜堂南側漢口路18號。到1907年，《申報》館再度遷回望平街158-159號翻造新屋。這時的望平街還有了《新聞報》和《中外日報》，《申報》館的老屋為《神州日報》所用，於是，以《申報》為核心，望平街逐漸成為上海報業的集中地，也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報館街。《申報》的創辦方針是“此報乃與華人閱看”，它標榜代表民眾之利益，不代表政黨、政治集團的利益。報館地處租界，清政府及后來的北洋軍閥、國民政府勢力很難伸進租界，這對《申報》秉持較為獨立的立場辦報非常有利。相比當時的中國政府，租界內的新聞管理寬鬆許多，這是《申報》得以發達的重要原因之一。《申報》之影響中國，最重要時期是史量才時代。1912年史量才購下《申報》並銳意改革，起用進步文人，改變《申報》言論溫吞水的狀態，成為報界一面鮮明的旗幟，並對近代政治、文化社會之新陳代謝，產生重大作用。

　　民族主義啟蒙的窗口

　　1898年，法租界企圖強征上海四明公所屬地，引起上海寧波幫的憤怒，他們實行近代史上首次大規模的罷工、罷市，《申報》詳細及時報道了事件的進程，對上海寧波人維護正當權益予以支持。

　　1905年，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在審理黎王氏一案中，中方讞員與英國陪審官因女犯拘押問題發生沖突，《申報》及時報道事件過程，發表社說《論會訊公廨哄堂事》等，猛烈批評租界當局的野蠻行徑。上海各界和團體激於義憤，聞警而起，“萬臆一聲”爭主權，這標志著上海社會的民族主義覺醒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是為著名的“大鬧公堂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採取消極立場，從而引起各階層民眾的不滿，《申報》順應時代潮流，對國民黨獨裁發動嚴厲批判。是年10月10日，時評《從今年雙十節到明年雙十節——一年的新計劃》中，提出要建設廉潔政府、提高民權和武裝民眾的三大主張，明確指出“民權高於一切，在民主國家中，人民為國家之主人，民權為天經地義，不受任何限制，無權之民即為變相奴隸”。為此，史量才積極支持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申報》上及時報道同盟的活動，發表抨擊國民黨統治的文章，12月20日，《申報》刊出《宋慶齡之宣言》，宣布“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團體之地位，至今已成為不可掩蓋之事實”。《申報》對鄧寅達被蔣介石逮捕、宋慶齡等積極展開營救、及鄧寅達被押送南京秘密處死等作了連續報道，對國內外了解中國的政治真相，起了積極推動作用。對於蔣介石的禁郵令，《申報》進行頑強抗爭，常以開天窗對應，1930年2月到10月，《申報》9次開天窗，以示抗議。此后《申報》多次拒絕蔣介石派員控制的企圖。

　　對待外來辱華文化，《申報》也進行了頑強的抗爭。“不怕死”風波即其一例。

　　1930年2月21日，大光明影戲院放映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攝制、羅克主演的有聲影片《不怕死》。羅克在片中飾演一位植物學家，受聘到舊金山唐人街稽查綁票販毒團伙。影片中的華人盡為販賣鴉片、偷竊、綁票之輩，行為野蠻，貪生怕死。次日，復旦大學教授洪深至大光明觀看此片。當放映到羅克向華人買花，將錢投擲地上，華人爭相搶錢一幕時，放映廳內的洋人們轟然大笑，洪深憤然離去。回到家后，片中侮辱華人的情節一直在洪深心中縈繞。23日，洪深沖進戲院，登台痛斥影片，數百觀眾紛紛離座要求退票。此時影戲院一洋人經理報警，后巡捕將洪深帶至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的新閘捕房。洪深據理力爭，約3個小時后才被釋放。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不怕死”事件。

　　《申報》與《民國日報》等積極報道事件進展，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促進國民政府介入“不怕死”事件。此后國民政府制定《電影檢查委員會定期檢查特別區電影片》，規定以后所有租界內影院所放映影片，均須經過電影檢查委員會的許可，方可上映。事件發生后，洪深以“公然侮辱”罪將大光明影戲院告上法庭。《申報》也作了及時報道，最后中國外交部與駐美使館經過交涉，決定不由法律解決。經過外交部的交涉，主演羅克致函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向中國觀眾正式道歉。道歉函由中央宣傳部准外交部函送上海特別市宣傳部。

　　抗日救亡的喉舌

　　從“五四”到抗戰，《申報》秉持愛國立場，主張讀報關心國家興亡，連篇報道各愛國事件，記載了許多歷史細節和重要時刻。

　　近代日本不斷蠶食與侵略中國，《申報》對此長期關注。1927年5月，日本出兵山東，直接干預北伐。上海各界發動抗議，6月12日，各界60萬人分別舉行反日出兵大會，決定成立反日出兵會，並要求對日經濟絕交，鼓勵市民檢舉奸商。26日，成立抵制日貨運動領導機構——上海民眾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為懲罰奸商，在新閘橋等地設置木籠，上書“召租洋奴”四字，並配俚詞：“破壞抵日貨，甘心做洋奴，此等獸面人，請他立木籠。”《申報》對此進行持續報道。次年5月，上海成立反日會，從《申報》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黨政工商及下層民眾聯合的反日社團。“九一八”事變后，上海組建抗日救國委員會，此后在“一二八”事變中，政界與商界進一步合作，上海逐漸成為中國抗日救亡的中心。

　　“一二八”事變爆發后，《申報》大量報道上海軍民的抗日斗爭，要求政府馳援十九路軍，時評尖銳指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決心，以民意為依歸，則政府自棄於人民，斷不為人民所擁護，斷無久存之可能。”《申報》還停止刊登收入不菲的所有文藝廣告，一日三刊，滾動報道戰事動態、發布各種愛國捐助啟事。在抗日戰爭時期，《申報》報道戰爭消息可謂浩如煙海，如戰爭、黨派活動、救助募捐、難民收容、外僑避難、慈善事業、國際援助、商業市容、物價漲跌、名人俗夫、敵偽活動、煙館妓院等，內容豐富，應有盡有。如國際紅十字會曾對華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申報》及時報道該會的物資援助，以及派遣醫療隊、設立難民所和傷病醫院等。這些援助改善了中國難民的生活，弘揚了人道主義精神，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刻，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士氣。

　　傳播新知的媒介

　　開辦之初，《申報》即高度重視市民性，在報刊上刊登市民們喜聞樂見的竹枝詞，改善上海的文化環境。同時，大量刊載各“茶園”的演出信息，發表近代最早的戲評文章，報道新開菜館、游樂場的消息，滿足了市民們的生活及應酬社交的需要。《申報》的本事是將政治性新聞也弄得很有市民性和情趣。如同治皇帝大婚，當時還沒有電報，北京的消息傳到上海至少需要十多天，盡管《申報》無法及時報道婚禮，但預發許多新聞，如“七月廿六日納採，八月十七大徵，九月十五日舉行大婚典禮”，“計用帑銀一百萬兩，共用黃金一千兩”，包括皇帝、皇后等的吃穿用，非常詳細，還有上海衙門《大婚不理刑名》，會審公堂放假一天以示慶祝等社會新聞，開創了新聞的樣式，引起讀者的廣泛興趣。

　　為提升讀者的知識水平，1920年1月1日起增發《常識》副刊，“灌輸國民應有之普通知識”。《常識》介紹科學和新知，吸引了無數青年人，甚至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當年在上海虹口布店做學徒的沈鴻幾乎每期必讀，漸漸地對機器、對數理化產生了興趣，后創辦利用五金廠，抗戰時他將該廠遷往延安，成為陝甘寧邊區的最高工程師，解放后擔任一機部副部長、中科院院士。

　　《申報》的副刊曾堅持消閑性格調，直到五四運動后才有變化。1932年，史量才聘請黎烈文出任副刊《自由談》主編，黎烈文銳意革新，延請魯迅、茅盾、巴金、鄭振鐸、陳望道、瞿秋白、葉聖陶、郁達夫等執筆，以雜文、隨感、散文、詩歌、漫畫和考據等形式，發表了大量進步文章，成為進步文化界的新堡壘。國民黨對此極其不滿，不斷對史量才施壓，迫使黎烈文辭職﹔此后仍不放過《自由談》，最后該刊於1935年11月被迫停刊。

　　移風易俗的陣地

　　《申報》是社會新氣象的倡導者。初創時期，《申報》館雇佣一些孩童在馬路上叫賣零售，從此開辟一個新職業：報童。《申報》號召市民關注城市發展，移風易俗。如纏足的廢除、喪禮的改革、女性走向社會、禁絕毒品等。

　　上海為時髦之都。晚清社會，妓女和女生為最早的公眾女性群體，因此在上海這個教育發達、妓業繁榮的城市，出現了“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似妓女”的現象。“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於上海式樣，亦不問其式樣太半出於妓女之新花色也。”中華民國新立，上海出現洋服熱，《上海時事謠》唱道：“文明真文明，改之外國貨，紅廟裡面拜觀音。時髦真時髦，腳穿尖頭靴，頭上戴頂外圍帽。”不僅是上海一地，《申報》報道，1912年春季天津一地進口的洋服洋帽“已達一百二十五萬兩”。“兩肩一幅白綾拖”曾是上海女子的流行時裝，以致許多女子“頸拖白練接腰間，彳亍街頭自往還”。大量更換洋裝，使得都市青年感嘆支出增加，“做上海人安得不窮”。

　　《申報》經常抨擊販毒吸毒惡習。1909年2月，來自中、美、英等13國代表匯聚在上海外灘豪華的匯中飯店裡，隆重舉行萬國禁煙會。這個會議是人類歷史上首個多邊性的國際反毒禁毒會議。從2月1日開幕到26日結束，《申報》不僅每天予以詳細報道，還發表多篇社說，感謝各國協助中國禁毒，並頗有遠見地預言，萬國禁煙會“必為將來世界上絕大之紀念日”，“此會之效果，必能格外滿足，而其為益於人類，非特中國前途之幸，亦世界各國進步之征也”。

　　《申報》也主張推廣社交禮儀，倡導文明家風。30年代上海率先興起“集團婚禮”，《申報》推波助瀾，曾刊文比較各國結婚費用，指出結婚費用佔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英、法為1，美國為2，蘇聯為8，日本為20-25，中國最高達25-30。作者感慨道：“咱們樣樣落后，事事鬧窮，處處束手，惟在結婚費用的豪奢一點，幾乎考了第一。這也許是因為咱們為禮教之邦，所以就把女嫁男婚當做‘終身大事’，平時吝嗇促狹不要緊，惟在男婚女嫁的當兒倒十分慷慨，甚至於拉扯、借當、變賣都在所不惜。何苦如此？原因就隻有一個：講面子，講漂亮。”《申報》刊登上海市社會局的《上海市新生活集團結婚辦法》及《參加新生活集團結婚須知》17條、《禮堂規則》10條、通知書式3種和《上海市新生活集團結婚申請書》等，倡議推行“在極度儉約之經濟支配下舉行極度庄嚴之結婚儀式”。1935年上海集團婚禮舉辦5次，有399對新人參加﹔次年舉行8次，參加者達1500余人。集團婚禮打破了舊的繁瑣習俗和沉重的經濟負擔，受到社會歡迎，並推廣到各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當解放軍進軍上海時，毛澤東手書的《解放日報》報頭已木刻完成，《申報》社被接管並成為了《解放日報》社。具有77年歷史的《申報》走入了歷史。

　　如今，《申報》創刊已140年。我們對這個博大精深的文化寶藏的開發和利用，還剛剛起步。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