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12年2月13日刊登在《京師公報》上的“號外”頭版，刊載“清帝退位詔書”及“辭位后優待之條件”，並有“恭頌大皇帝永享清福萬歲，中華民國共和萬歲”等內容。

　　今年是清帝遜位詔書頒布100周年。晚清時期，面對著內憂外患，政權風雨飄搖的危急局面，清朝統治者採取了兩手並用的應急措施：一是對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進行鎮壓。二是開展了咸同年間的洋務運動和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與預備立憲等。

　　洋務運動和新政、預備立憲，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這是不應該忽視和否定的。洋務運動時期，建工廠，修鐵路，開礦山，行輪船，在中國首次引入了機器大工業生產﹔開同文館，派留學生，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所有這些，可以說邁開了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預備立憲，把學習西方從器物層面伸展到制度層面，一定程度上推進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這些都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洋務運動最后以失敗而告終﹔新政和預備立憲，在革命風暴的沖擊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歷史的過眼煙雲。

　　為什麼清朝統治者的這些自救努力，終究沒有能挽救他們的滅亡命運呢？在我看來，這些活動存在著三個致命的弱點：一個叫做“表不治本”，一個叫做“緩不濟急”，一個叫做“勢不可為”。

　　先說“表不治本”。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是“中體西用”，就是說，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個本體是不可動搖的，西方的“堅船利炮”等物質文明則可以拿來應用。新政和預備立憲雖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發點和歸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欽定憲法大綱》）在封建主義統治秩序的基礎上嫁接一些資本主義的因素，這就使它陷入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梁啟超批評洋務運動是“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戊戌政變記》），康有為則指出洋務運動是“根本不淨，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書》）這裡所說的“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專制主義這個“命根子”，不跳出這個藩籬，就不免“百事皆非”，其它一切都是空中樓閣，不可能取得實際效果。其實這一點，洋務運動的挂帥人物李鴻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談話中，就坦率承認：“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但碰到大風大雨，“自然真相敗露，不可收拾。”（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

　　再說“緩不濟急”。洋務運動雖然只是枝節的改革，但在頑固勢力看來，已經有“用夷變夏”的危險，所以竭力阻撓和反對。因此洋務運動隻能步履維艱，蹣跚前行。僅僅一個修鐵路問題，就整整爭論了十年。預備立憲時，清廷迫於形勢，不得不接過“立憲”的旗幟。但定計之初，就明確說明“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這句話透露了問題的本質。“立憲”本來是個無可奈何的選擇，不舉這個旗幟，政權危在旦夕﹔接過這個旗幟，至少可以苟延殘喘，敷衍一時，所以重點正在“預備”二字。“預備”也者，就是並不打算馬上兌現之意，至於什麼時候實施，不妨推到遙遠的將來。整個預備立憲的過程如此磨磨蹭蹭，一波三折，其實倒是早就確定的方針。這不僅使革命派進一步看清清廷預備立憲之虛偽，也使主張實行君主立憲的立憲派大失所望，使許多立憲派轉到共和革命的立場上去。革命形勢一觸即發，而清廷卻企圖用這種拖延戰術來應付，正所謂“急驚風碰上慢郎中”，其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后說“勢不可為”，是指從當時的客觀形勢看，控制著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列強，決不允許在這裡實行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改革。列強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向這些地區傳播某些資本主義的文明，把一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管理制度、科學技術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毫無疑問，這一點在客觀上對這些地區的發展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有些人竭力夸大這一點，宣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帶來了西方的文明，沒有西方文明中國就不能進步。西方殖民主義勢力沖擊了中國封建的“超穩定系統”，不但有利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向世界體系擴展，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東方歷史的發展過程，“成為東方民族趕上現代文明的唯一現實良機”。這樣的說法，就把主次顛倒了，把本質、非本質的東西顛倒了。因為殖民主義侵略、統治這些地區和國家，主要是為了向這些地區攫取政治特權和經濟利益，進行殘酷的掠奪和剝削，絕不允許這些地區和國家走向現代化。正像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入侵印度的影響時指出的，盡管不列顛帶給印度蒸汽機和科學，但“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國的情況也是這樣。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相反，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是中國近代歷史的本質真實。

　　所以，對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預備立憲的歷史作用，應該給予實事求是的肯定，但如果認為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甚至認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破壞”和“搗亂”，隻要耐心等待清王朝進行有秩序的改革，中國早就實現現代化了，這樣的設想，自然遠離於歷史實際，即使不是偏見，至少也是過於天真了。

　　總之，清朝統治者曾經作了許多努力，以圖挽救王朝的覆亡。這些努力也產生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主客觀條件決定了這些努力無法抗拒歷史大潮的沖擊，“無可奈何花落去”，最后終於沒能避免滅亡的命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講清王朝的覆滅有著歷史的必然性。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