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極其深厚的政治傳統。這些傳統，無論是其精華，還是其糟粕，都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無法回避，必須充分重視、認真研究的重大歷史課題。中國近代政治，歷時甚短，新傳統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傳統，則相對凝重，影響深遠，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統”的傳統。“大一統”觀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諸侯皆統屬於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此后，“大一統”成為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價值。在政治實踐中，特別是明清兩朝，它集中體現為三個方面的內容：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國家統一。

　　自秦朝以來，在中國社會治理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這與西方中世紀政治分裂、王權式微的狀況截然不同。中央集權的重要特點是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下屬機構，國家號令統一於中央，重要事務決定於中央。秦漢以降，盡管知識界關於“封建”制與“郡縣”制孰優孰劣的討論時有發生，但並未產生重要的實際政治影響，“不過迂儒之常談”。“封建”不可行，逐漸成為精英階層的重要共識，清朝乾隆皇帝更明確表示：封建、井田“必不可行”（《清高宗實錄》卷1220）。

　　中央集權的核心是君主專制。秦漢以后，皇權集中成為中國政治的一大趨勢。明代，“國家罷除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事權歸於朝廷”，皇帝實現了對國家重要政治權力的壟斷（傅恆等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卷100）。到清代，皇權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君主獨裁成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聖不可侵犯，即所謂“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康熙帝語，《清聖祖實錄》卷144）。乾隆皇帝稱：“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生死人者。蓋與其權移於下而作威作福，肆行無忌，何若操之自上，而當寬而寬，當嚴而嚴。此朕所恪守前規，不敢稍懈者。”（王先謙：《乾隆朝東華錄》卷28）秦漢至明清的中國政體，實質上是以專制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

　　16世紀以后，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西方殖民勢力的東來，“大一統”具有了新的時代意義。在這個時期，實現國家統一、抵御外來侵略成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肩負的重要歷史任務。在清代以前，統一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長期沒有解決。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頓一統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組織，與中原地區相抗衡。在歷史上，它往往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優勢，攻掠騷擾，給中原生產生活造成極大威脅。甚至漢朝文景之世，中原統治者也不得不致書匈奴單於，承認“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於﹔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漢書·匈奴傳》）。武帝時雖北擊匈奴，然數十年后，又不時為患。降及魏晉南北朝，北方更陷於分裂混戰狀態。唐宋時期，中原和邊疆民族的統一問題仍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元朝有過短暫的大統一，但不久即被推翻，繼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長城以御蒙古。只是到了清朝，統治者通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種手段，“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方將歷代未能很好解決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問題，均予以比較圓滿的解決。是時，中央設有專門機構管理民族事務，邊疆駐軍設防，維護領土主權完整。時人論及國家統一之歷史時指出：“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清世宗實錄》卷83）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政體，是國家統一最重要的推動者、組織者，而國家統一的完成，又加強了中央集權的權威。從歷史的角度看，在殖民勢力洶涌東來的國際環境下，完成國家統一，奠定近代中國疆域版圖，對維護中國的獨立與主權至關重要，這是清朝對中華民族的一大貢獻，同時，也將“大一統”政治傳統推向極致，並使其具有了更加豐富、更加深刻的時代內涵。

　　二是官僚政治的傳統。官僚政治講的是職務分等、權力分層，主張通過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實現政治統治，並利用行政監督，保障政府各部門的有序運行。官僚政治是古代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大貢獻。中國古代官僚政治，一方面服務於專制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政體，另一方面，又對皇權發揮著某種制約、監督和補充作用。像明朝中后期，皇帝往往不理朝政，世宗、神宗、熹宗均高拱深居，將朝政大事委諸臣下，而成熟的官僚體制則使明朝統治在相當時期得以維持。至於清代，官僚制度更空前嚴密，服務於政權建設的著作大量出現。特別是清廷通過對《大清會典》的多次修撰，對政權的機構、職掌、建置、制度等主要方面，根據形勢需要作了完備而且系統的規定。成書於乾隆后期的《歷代職官表》，是清廷關於國家機關建設的重要文獻，“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群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各職能部門的規章制度、行為規范，在清代也逐漸完備起來。隨之而來，清朝官僚機構運轉的規范化程度大為提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臻於“紀綱整肅”、“化成天下，禮樂制度精意具存”的境界（《清高宗實錄》卷1500）。

　　官僚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擁有一支專職的文官隊伍。秦漢以后，隨著時代的變革，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健全，官僚隊伍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開放的體系，也就是說其成員與其他主要社會階層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是可以流動的。像本來社會地位較低的商人，其子弟在宋元以后也有不少人擠入士人隊伍，進而為官。所謂：“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沈垚：《落帆樓文集》卷24）社會流動的常態化，官僚隊伍向其他社會階層的開放，不但有助於增加官僚政治的活力，而且對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穩定社會秩序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三是文治的傳統。文治，即以文教治天下，這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追求。《禮記·祭法》雲：“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普通百姓道德修養程度、文化建設的發展程度，是中國儒家衡量一個時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標准。《禮記·禮運》中所描述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等景象，即充分反映出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高度發達、人民的充分自律。這也成為后世統治者、儒士精英的重要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通觀兩漢以后的文治建設，其核心內容是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借助國家的力量，強制推行。這一過程在漢武帝時就開始了，所謂“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1）。文化專制主義構成中國古代文治的精神實質，在具體操作中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杜遏邪言，以正人心”，這一傳統發展到極致，就是通過對社會實施系統的、嚴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以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歷代對所謂“異端”思想的嚴酷鎮壓，不時發生的文字獄、禁毀圖書，即屬此類﹔二是對百姓實施以儒家綱常倫理為主體的教化，興辦學校，優禮士人，宣講儒學，表彰節義，即屬此類﹔三是編纂典籍，既為了彰顯文治武功，也為了總結歷史經驗，裝點盛世。像清乾隆朝就憑借其強大的國力，啟動一系列文化工程，尤其是《四庫全書》的編纂，被清人譽為“會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聖治”，乃“文治之極隆而儒士之殊榮”(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卷23，《紀昀傳》)。

　　中國古代政治的三大傳統，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都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嚴重的弊端。以“大一統”傳統來說，君主專制是其最重要的本質特征，它一方面在形成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政治腐敗、動蕩的重要根源，並在實踐中越來越嚴重地束縛著人性的自由和社會的進步。正如伏爾泰所說：“國家的繁榮昌盛僅僅系於一個人的性格，這就是君主國的命運。”（《路易十四時代》）以官僚政治來說，它一方面對實現社會的規范管理、有序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它本身具有的繁瑣化、程序化、官僚主義弊端，往往也十分突出。官僚政治和君主專制的結合，既可能彌補專制君主個人的一些局限，也可能成為君主濫施淫威的幫凶。到王朝統治中后期，冗官、冗員、朋黨、萎靡、懈惰現象以及政治腐敗往往積重難返，愈演愈烈，進而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根源。以文治來說，在古代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要維持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必須要有一套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認同的基本價值體系，有一個具有權威性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要實現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需要政府的強勢介入，發揮組織和引導作用。但也要看到，文化專制主義從來都是文治的本質特征，在具體實踐中，它往往表現為對人性的摧殘，對個性自由的限制，對真理探索的阻遏，明清時期一再發生的文字獄，即真實地反映了專制文治的“吃人”本質。

　　當歷史進入19世紀中葉以后，尤其是20世紀世界文明的大道愈來愈清晰地呈現在中國人面前以后，中國古代政治傳統愈來愈表現出它的落后性、腐朽性甚至反動性。然而，人類對傳統的改造，從來都是一個充滿艱辛而且復雜的系統工程，對積澱異常深厚、內容異常龐雜、影響異常深遠的中國古代政治傳統，更是如此。如何科學地認識古代傳統的延續與斷裂？如何批判地繼承傳統的合理性、擯棄其陳腐與落后？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在古代傳統、古代文明的廢墟上建立起民主、公正、理性的現代政治文明？所有這些，一直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必須面對的重大歷史課題。（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