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般將約1400至1800年間（或1450至1850年間）的世界稱作“早期近代世界”。且不管這種稱謂是否屬實，“早期近代”這種說法的確有很強的目的論色彩，尤其是對於那些主張工業化系人類歷史上的某種飛躍式發展的人而言更如是，也就是說工業化代表著歷史傳統的斷裂。但疑慮歸疑慮，我們卻不能因為“早期近代”這種稱謂而否認這一段世界——或至少是跨區域的——歷史，這段歷史遠大於區域史的總和。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尚需回答下述更為根本的問題：究竟是從何時何地標的的早期近代世界？這種提法背后的真正關切是什麼？

　　要區分所指與關切並不是件容易事。早期近代世界史概念的價值就在於它蘊含著某種長時段的發展規律，而銳意捕捉主體經歷的歷史敘述必然更注重局部。早期近代之后的世界隨即發生了巨變，所以我們所說的長時段發展規律必然與早期近代有某種關聯。

　　狹義言之，早期近代顯然已具備某種新的全球特征，因為只是在1492年之后世界各大洲才開始有了頻繁的接觸。我們若把歐洲的探險與擴張放到一個外向發展的大背景之下，對於這一點或許看得更清楚，這其中包括：鄭和的遠航及明末私人航海的盛行﹔阿拉伯人和古吉拉特人遠征東南亞和東非﹔17世紀佛教、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的廣泛傳播﹔有國家支持的陸上擴張並從高加索山到湄公河三角洲廣大地區的人種圖譜的繪制。總之，新的全球網絡的形成有多個源頭。

　　正是這種跨區域網絡的繁盛造成了杰克·格爾斯通所謂普遍的“全盛期”，即荷蘭的黃金時代、17世紀日本的改革維新、盛清時代的繁榮以及多種組織和技術方面的創新等等，因此出現了至少幾十年內不間斷的人口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這種形勢也更容易造成其中一方獨領風騷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狀況。果然這樣的話，上述多中心“早期近代世界”概念中的目的論便不再那麼令人心煩意亂了。

　　一旦人們不再將現代性看作是某種單一來源的通用條件，就會認識到不同地區的本土特征實際上促進了現代社會的生成，而非“傳統”的羈絆。當前，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東亞和東南亞的現代性特征乃植根於當地的發展格局，而不是主要從西方學來的。比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等通過對貿易網絡的研究，認識到：1.正是亞洲內部的貿易格局（在濱下武志看來乃基於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造就了1868年之后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2.東亞各國實際上至遲在18世紀已經朝多中心的國際關系格局邁進，而此前這一格局慣例一直被認為是來自西方。與此同時，喬萬尼·阿裡吉等歷史社會學家（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濱下武志及“加州派”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也主張這一時段的發展既造就了19至20世紀西方的統治地位，也促成了當今的東亞向全球政治經濟中心的回歸，后者採納了一種形式獨特的資本主義制度，其核心是跨國的中國式“沒有帝國的商人”。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在政治經濟學的詞匯中尋找“早期近代”的歐亞，甚至世界。

　　但問題並未因此得到解決。僅舉一例，亞洲的海上貿易網絡比大西洋世界的跨國貿易網絡明顯缺少進步特征，比如1750年的日本遠不及1550年與外部世界更多溝通，中國的外貿在明代及1661至1683年間不時被阻斷，而1600年前后異常活躍的儒教與耶穌會之間的對話終未能持續下去。東南亞的長途貿易也是時斷時續。近來的研究似乎証實了濱下武志的說法，即歐洲成功將東南亞納入到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貿易網絡主要得益於不斷增長的地區貿易，后者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實現了收支平衡，但這種局面在1660至1740年間似乎已經停滯了。我們缺少確鑿的証據，無法証明跨大西洋網絡的貿易在整個早期近代持續增長且比其他網絡更快捷有效。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幾乎沒有西方式的商人與國家政權和軍隊的協同發展。

　　中國的外貿不時出現政商聯盟的事例，但此類聯盟在豐臣秀吉之后的日本和朝鮮卻鮮有發生。就清政權而言，瓷器、絲綢和茶葉在某個時期某些地區確曾被視為重要的外貿產品，但相比之下，國內地區間的貿易要重要得多。國家的稅收一直主要來源於農業﹔商業收入雖不時支撐過軍事危局（如鎮壓白蓮教起義），來自軍事和財政收入的壓力終不足以促成機構化的政商聯合。清政府確曾在1683至1759年間的中亞戰爭中頗有破費，但與同時代歐洲人的此類支出比起來要少得多，而前者絕不會因此舉債。截至1766年，清政府的白銀收入比1652年翻了一番，但反映到人均收入上卻是負增長。通過貿易實現的技術轉讓也很有限：中國的匠人確曾仿效西方人制造出一些奢侈品，政府的作坊也仿制出一些武器，但此類技術很少流落到日常經濟生產生活之中。

　　有關關聯的探討至此而已﹔此外我們還需下一番平行比較的功夫。不過即便我們能夠發現雙方有很多共同點，卻依然很難在1800年之前西北歐之外的地方找到導向經濟現代化的突出因素，即無與倫比的能源和資本使用強度，正是這些因素造成了人均收入的可持續增長。

　　所以說無論平行比較還是彼此關聯都不能支撐“早期近代世界”的觀念，或者說証實歐洲之外還有一個步入早期近代的地區。不過如果我們把二者結合起來，情形就不一樣了。

　　首先，有越來越多的証據表明，歐洲經濟現代化的肇端必須有1500至1800年間開辟的海外貿易通道的支撐：威廉姆森和羅爾克2005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非常發人深省，該文指出，就改變由來已久一直持續到1730年的馬爾薩斯有關租金—工資—人口之間關系的狀況而言，英國海外貿易的貢獻率足以抵過全部生產力水平提高量的總和。因此說東亞的海上貿易網絡再加上亞洲社會內部的增長和商業化激發了歐洲人早期的海外擴張、推動了白銀的交易——否則早期美洲的殖民地肯定會一敗涂地，這一點在歐洲現代化過程中肯定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至少這部分支持了馬歇爾·霍奇森的結論，即現代性發端於多種全球過程之中，而這些過程隻不過恰好首先集中在歐洲罷了。

　　不過這種說法還有不令人滿意之處。該說凸顯了亞洲海上貿易的作用，稱其為世界另一端的歐洲的發展制造了某種鮮明的不連續性，而這種不連續性的發展很可能被延緩或流產。同時，該說將“亞洲”置入了世界歷史卻根本未考慮到大多數的亞洲人，因為后者與海上貿易根本沒有關系。我們盡可以接受這兩點批評，同時依然堅持用比較法研究1450至1850年間的世界史的恰切性，隻不過這種比較還會令人看到現代化的到來是那樣的不確定，因此給這個時代貼上“早期近代”的標簽多少有些奇怪。

　　不過，如果我們把15至19世紀初期東亞的發展與20世紀末甚或21世紀初該地區令人刮目的經濟增長聯系起來看，上述做法還是符合邏輯的。如前所示，已有不少學者認定這樣的聯系還是存在的。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均強調驅動市場經濟增長的長距離貿易不需與重商主義國家緊密結合，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力來自農戶，雖有商業化的不斷推進，但這些農戶還是有一定量的可靠的土地資源，且能夠把農業生產和經商活動適當結合。據說這種共性造就了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在約1830至1970年間，這種模式雖不得不屈從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后來卻得以成功與之融合或與之競爭且同時保留著自身的特色。對此宏論筆者在此不作評價，但有些歷史維度還是值得考慮的。

　　首先，雖然上述中國式“沒有帝國的商人”與歐洲人的武裝貿易大相徑庭，但前者也並非完全獨特。比如，印度洋內外的波斯人、古吉拉特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貿易網絡同樣也缺少“本國”政府的保護。此外，許多中國商人確曾與當地政府或殖民政府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如作為收稅人、採礦特許權的管理者等。因此，我們不必在中方的政商關系上大做文章，稱其如何不同於歐洲的“資本主義”商人。

　　因此，任何有關近年來東亞經濟快速增長植根於1850年以前“早期近代”的主張都同樣需要在國內體制方面尋找原因——我個人認為，這其中特別涵括土地和水的使用權、家庭體制和地方/區域市場，因為這些因素是高度多樣化農村經濟的根基，也是上述學者都提到過的。這種內部體系與“早期近代”歐洲的某些顯著特征（比如由圈地運動造成的簡約化的土地產權制度）形成鮮明對照，這種內部體系與上述政商關系同等重要，甚至比后者更加重要。如此這般的話，這種內部體系——恰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與20世紀及21世紀東亞經濟的增速和模式存在某種關聯。此類論斷多強調有一個高度多樣化的農村家庭經濟的存在。因此，將晚近日本、中國台灣和中國沿海地區的狀況——如相對工業化程度顯得滯后的城市化進程、更注重勞動密集型產業，其雇工往往還需定期回鄉務農——與早期近代的格局相聯系也是不無道理的，如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就都有高度商業化和特別重視農民土地用益權並存的現象。

　　有關上述格局與近年來經濟成功發展之間關系的確切原理還相當不確定，我們會覺得上述各種說法都不能令人信服。但如果我們接受杉原薰等的說法，認為東亞在1500至1800年間大規模人口增長與生活水准小幅提升的完美結合堪稱“東亞奇跡”，足以與同期西方少量人口增長伴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模式相媲美，如果我們將此前的格局與1945年后東亞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全球擴張相聯系，那麼將東亞放入“近代早期”世界史的范疇還是符合邏輯的。（作者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