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范德堡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凱瑟琳·莫利納（Catherine Molineux）日前在其新著《精致的黑檀色面龐：遇見大英帝國的大西洋奴隸》（Faces of Perfect Ebony: Encountering Atlantic Slavery in Imperial Britain）中指出，“伴隨著海上交通的興盛，200年間英國借助船隻運送了超過300萬非洲人到西半球。縱觀17—18世紀的黑人形象，不難發現英國社會在種族認知觀念上經歷的漫長‘進化’”。

　　黑人在當時的西方文學和藝術作品中總以“異類”的形象出現。莫利納表示，這些作品是殖民統治的產物。17—18世紀，正值英國借助殖民統治開拓疆土、肆無忌憚地開展黑奴買賣的時期。英國社會創造出不少藝術作品來粉飾黑奴制度、掩蓋奴隸制度的蠻酷暴行，根據白人的社會偏見勾勒黑人，將其塑造為“原始的、野蠻的、低劣的”負面形象，通過強調黑人的劣等性來鞏固白人的社會主導地位，麻痺黑人的反抗意識。這些作品取得了預期的效果，“黑奴”形象深深扎根於英國人的思想中。雖然19世紀初期英國議會通過法令禁止英國人參與奴隸貿易，但在英國社會，黑人依然是白人的附屬品，“白人至上”的社會風氣依然盛行。

　　黑奴貿易和殖民爭奪使大批黑人淪為奴隸

　　早在羅馬時期，非洲后裔就出現在英國，因為羅馬軍隊中有大量士兵是來自北非的柏柏爾人和摩爾人。15世紀中葉，黑人開始進入英國社會，社會地位“低人一等”。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伴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歐洲人的船隻艦隊開始取道大西洋，為血腥的黑奴貿易提供了溫床。

　　16世紀70年代，英國社會中的黑奴數量急劇上升。大多數黑人成為服侍英國白人的仆人，少數淪為娼妓，還有極少數黑人成為宮廷弄臣。因擔心黑人太多會搶走英國人的“飯碗”，加上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伊麗莎白一世在1596年曾命令驅逐黑人。1601年，她在《皇家宣言》中明確表示，“大量黑人的存在令人困惑和不安”。她提出，這些黑人對基督教和福音完全陌生，應當被驅逐出英格蘭。

　　17世紀初期，英國在加勒比海地區和美洲大肆開展殖民掠奪，數以百萬計的非洲后裔成為“俎上魚肉”。這些黑奴從事煙草、棉花、糖料等“源頭”農產品的種植工作，為奴隸主賺取了高額利潤，成為助燃工業革命的因素之一。與此同時，因英國在西印度群島的擴張，英國社會的黑人數量再次急劇攀升。在當時，英國白人普遍認為，黑仆和首飾一樣，不過是彰顯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時尚配飾”。

　　18世紀中葉，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黑奴貿易國。據英格蘭格洛斯特郡議會統計，1764年倫敦有2萬多黑奴。有一些黑人在奴隸主死后重拾自由，有些黑人為了追求自由索性選擇逃跑。目前，保存在該議會的一則18世紀的告示揭露了黑人在當時英國的社會地位。這則告示發放於1731年，撰寫者是一名白人奴隸主，告示如下：“查理斯·珀維爾，一個貪婪的黑人，據說生於蒙默思郡。本月16日在勞作時逃跑……特此告誡所有格洛斯特人和其他人，不要雇用他。”

　　黑人的“他者”形象與低等地位捆綁出現

　　由於膚色原因，黑人形象在主流白人文學作品中總是被極端化、神秘化和標簽化，“他者”的藝術形象和低等的現實身份捆綁在一起。倫敦大學學院藝術史學院榮譽教授大衛·賓德曼（David Bindman）和美國文學評論家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表示，黑人在西方文學作品中總以“異己”的身份出現，例如，黑人形象多出現在宗教題材的作品中且被描繪得神秘、超遠，或是在其他題材作品中被定格為奴隸和仆人。無論哪一類角色，黑人形象都被描繪成明顯區別於白人的客體，在文學和藝術作品中起著“補充”或“背景”的作用。

　　在莎士比亞所著《奧賽羅》中，雖然奧賽羅沒有被作者臉譜化，而被突破性地塑造成有思想、有感情的主角，但他仍未擺脫種族歧視的迫害。除了伊阿古的煽動挑唆外，以苔絲狄蒙娜的父親勃拉班旭為代表的白人權貴對奧賽羅心存芥蒂，不允許黑人和白人結合。而《奧賽羅》悲劇的根本成因是奧賽羅身為黑人的不自信，他潛意識中認為自己生得“黑丑”，是一個粗野的異邦人，配不上美麗的白人苔絲狄蒙娜。

　　除了文學作品外，黑人悲憫的社會形象更是被鮮活地勾勒在其他藝術作品中，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英國“繪畫之父”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的諷刺畫。格洛斯特郡議會相關人士指出，“在17—18世紀的畫像中，黑人猶如寵物一般沉默屈從地伴在白人主人的身旁。在西印度群島，很多英國人以擁有黑仆為榮，即使不太富裕的白人也爭相購買黑仆”。

　　莫利納認為，黑人形象折射出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的地位，黑人作為“異族人”的身份既隱晦又刺眼地在英國主流文學和藝術作品中獲得大量的呈現和印証，今天看來，這些作品都在無言地控訴著英國白人對黑奴的剝削和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