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2月24日，胡適倒在他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再也沒有起來。胡適逝世50年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可是我們今天讀胡適先生的書，卻沒有隔世的感覺。他思考的問題，人們仍在思考。

　　胡適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和學者，但常有不得不談談政治的沖動。1930年代以后，還不同程度卷入實際政治。但就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而言，還是他作為思想家和學者的一面為大而深遠。胡適受人喜歡，遭人反對，都與他身處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地位有關。陳獨秀曾概括《新青年》（實即新文化運動）有兩大罪案，一是提倡科學，一是提倡民主。胡適當時與陳獨秀齊名，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兩個負有最主要責任的人。所以，這兩項罪名，胡適都逃不過。

　　胡適堅持的是科學態度和方法

　　先說第一項罪案，提倡科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倡科學，主要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有鑒於中國科學和科學事業不發達，有意提倡和推動科學與科學事業的發展。另一個，而且是更重要的含義是，有鑒於國人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常犯迷信、武斷、籠統、虛偽、矯飾的毛病﹔提倡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有助於克服這些毛病，使大多數人養成一種重証據、重實驗（或實踐），實事求是處理一切問題的態度。胡適說，這是一種“常識的態度”，也就是說，科學的態度沒有一絲玄虛與神秘，只是跟著事實走，跟著証據走﹔不相信一切沒有証據的東西﹔有了証據，分析這些証據，提出假設，再用証據來驗証。這種思想方法，這種處理問題的方法，本質上與科學家做實驗的科學方法是一致的。

　　反對胡適的人，排斥科學思想和科學態度的人，從兩方面指責胡適。第一方面，說胡適不是科學家，故沒有資格談論科學。我們上面所說的已足以駁斥這種指責。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實際是一種常識的方法，隻不過普通人因為種種原因，常常不能嚴格按常識的態度辦事，常常陷入迷信、武斷、籠統、虛偽、矯飾。科學家不過是嚴格地按照常識的態度，跟著証據走，跟著事實所揭示的邏輯走。因此，不是隻有科學家才可以按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辦事，其他的人，隻要他希望取得成功，他也必須按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辦事。胡適提倡科學，就是希望人們都能按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辦事。

　　第二個方面的指責是：反對胡適和新文化的人們說，胡適等人提倡科學，把科學當成一種新的主義，即“科學主義”。這種科學主義成了一種新的信仰，新的宗教，使人們誤以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從而陷入新的迷信和武斷之中。這項指責確實相當嚴重，值得認真作一番分析。

　　胡適等人從不曾有“科學主義”的說法，也沒有把科學當成一種新的宗教。那麼，何以反對者們要給他們冠以“科學主義”的帽子呢？人們知道，胡適不贊成動輒就談主義，他要人們更多地注意實際問題。這可以說是貫徹胡適一生的思想主張。但在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論中，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確有說得不夠清楚、容易引人誤解的地方。

　　胡適在總結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的論戰文章《科學與人生觀序》裡曾責備他的朋友們在討論中偏離主題，沒有說清楚科學應用到人生觀的領域，會產生出怎樣的人生觀。他佩服吳稚暉所講述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個“純物質純機械的人生觀”，但他並不滿足於吳的說法。他提出：“我們以后的作戰計劃是宣傳我們的新信仰，是宣傳我們信仰的新人生觀。”又說：“這種新人生觀，我們也許可以給他加上‘科學的人生觀’的尊號。但為避免無謂的爭論起見，我主張叫他做‘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這裡，胡適接連用到“新信仰”——“信仰的新人生觀”——“科學的人生觀”。大概，批判他的人就是抓住這裡表述不很精確的說法，引申出“科學主義”的罪案來。

　　就我個人的想法，把科學說成一種新的信仰，把人生觀冠以科學的名號，確實不妥當和沒必要。質直一點說，應當是科學可以幫助我們形成比較健全的人生觀。“科學的人生觀”容易使人理解為，科學已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現有的人生觀，隻能是在我們現有的對世界、人生的認識基礎上所能得到的一種總看法。我們的認識始終是有限的。我們在理論上不承認“不可知論”，同樣，在理論上，我們也不能認為我們有窮盡世界、宇宙一切知識和真理的那一天。有人把這叫做“悲觀主義的認識論”。實際上，當時科學派的主將如丁文江等，也包括胡適，他們都是悲觀主義認識論的擁護者。后來，陳獨秀批評他們，也正是基於這點。不過，陳獨秀的批評並不准確。

　　所以，我說胡適、丁文江等人被批為科學主義者，有很大誤解的成分。他們真正要堅持的只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科學方法而已。這對於科學不發達，科學精神缺乏，迷信、武斷、籠統、虛偽、矯飾等等壞毛病特別盛行的中國十分必要。胡適在逝世前兩個月，還曾因為提倡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批評種種反科學的舊傳統舊習慣而引發一輪保守主義者對他的猛烈攻擊。

　　從獨立自由、個性解放的角度提倡民主

　　第二項罪案，提倡民主。

　　胡適一生追求民主、自由，這是舉世公認的。在五四時期，胡適更多從個人獨立自由、個性解放的角度來提倡民主。許多講論民主政治的人，往往都把民主理解為一套制度安排，以為隻要掌握到權力，按這些安排做去，民主制度就實現了。絕大多數革命黨人都是這麼想的。實際上遠不是這麼回事。沒有個人的解放，沒有個人的獨立自由，沒有基於個人自覺自願的聯合、自治的基礎，民主是不可能真實確立起來的。民國成立后幾年的實際經驗，使一部分先覺者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們差不多都是從這一點出發，來啟發青年和人民，要他們自立、自主，解放個人，解放個性，真正認識自居於國家主人的地位。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被譽為“個性解放”的宣言。他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他提出：“發展個人的個性，須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他說“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奴隸一樣”。而“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全盤西化”和“充分世界化”

　　胡適還有第三項罪案，所謂“全盤西化”。

　　胡適確是用過“全盤西化”的提法。但在中文世界裡，胡適不是第一個使用這個提法的人。據最堅持“全盤西化”主張的陳序經先生說，他1928年在中山大學的講演時就提出“全盤西化”主張。胡適則是在1929年為上海的《基督教年鑒》寫的一篇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英文文章裡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這個英文詞，這個詞可以譯成“全盤西化”。直到1935年因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宣言，引起討論，胡適才在《獨立評論》的《編后記》中明確說，他是贊成陳序經“全盤西化”論的。但不久，胡適就發現，“全盤西化”的提法有語病，很容易遭誤解。他建議不採用“全盤西化”的提法，而採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用世界化的提法，肯定要比“全盤西化”的提法要好得多。（不過，“充分的”三個字，有些多余。因為無法界定怎樣是“充分”，怎樣是“不充分”。）世界化就是向世界開放。開放的文化觀念，就是近代的文化觀念。因為近代與古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各個國家由原來相對封閉和各自孤立的國家，都變成相互並立、相互關聯的“世界的國家”（梁啟超語）。

　　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大。中國人完全不知道，也不相信，在這個范圍以外，還有可以與中華文化相媲美、甚至超過中華文化的存在。直到鴉片戰爭之后，才漸漸知道一些中國以外的文化存在，並且逐漸承認中國以外的文化也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東西。但這始終只是少數人的認識。長時期裡，有相當多的人，拒絕承認中國以外的文化（主要是指較早進入近代發展歷程的西方國家的文化），有值得中國人學習借鑒的地方。但事實迫使那些人首先不得不承認西方的科學、工藝值得學習，后來又不得不承認西方的制度也可以借鑒，再后來，隨著科學、工藝、政治學說的傳入，西方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也慢慢傳入中國。這時，中華文化真正遭遇到挑戰，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甚至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感到難以容忍。所謂“全盤西化”，是在這種情形下提出來的。它的意思是說，進入世界化的近代發展歷程，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借鑒，不應主觀、人為地預先設置界限。凡是有利於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質量的東西，都可以學習借鑒。我們仔細分析那些反對西化、反對“全盤西化”的人們的主張，他們都希望設定出界限，在超出界限以外的領域，不能學習借鑒西方的東西。所謂“全盤西化論”者，就是不贊成這種主觀的、人為的設定界限的做法。他們主張中西文化自由接觸，相互琢磨，相互了解，由人民的生活實踐去決定。胡適對這一點說得最清楚。胡適說，對於中西文化，“真正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我們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這裡絲毫沒有什麼崇洋媚外、蔑視傳統或棄絕傳統文化的意思。那麼，怎樣來實現固有文化與世界現代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的目標呢？胡適的主張是：“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裡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沖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可見，胡適關於中西文化的主張，決不能歸結為所謂“全盤西化”。況且，所謂“全盤西化”，也根本不是批判者所賦予的那種意義（他們指責“全盤西化”是想全部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國的固有文化）。

　　正因為胡適的中西文化主張與批判者的“入罪之辭”毫不相干，所以胡適的文化實踐是那些仿佛是中國文化的護法者們完全不能理解的。

　　胡適終生致力於中西文化結合的大事業。他為此而整理國故，為此而組織系統翻譯西書，為此而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胡適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時，隻講它的好處﹔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時，也隻講它的好處。這是真正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負有使命感的人才能做到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