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在《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6期上，看到一篇《百年來〈竹書紀年〉真偽與價值研究述評》，文中對學術界的有關爭論作了很好的綜合分析。

　　《竹書紀年》簡稱《紀年》，是公元3世紀西晉武帝時在汲郡即今河南汲縣一座戰國墓裡出土的竹簡書籍。當時學者進行了整理讀釋，可知是魏國人撰作的通史性史書，其著成年代是戰國晚期的魏襄王時，約公元前298-297年左右。《紀年》的影響很大，可惜整理出的文本傳到唐代便散佚了，隻能由各種書所征引輯錄出零碎的段落語句，這被稱為古本《紀年》。另外，到明代開始流傳一種與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被稱為今本《紀年》。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述評》所說，對於《紀年》古本、今本的真偽、價值，以及彼此的關系，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有著不同意見。

　　關於如何進一步認識《紀年》，現在有一個新的機會。在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的戰國竹簡（通稱清華簡）之中，又發現了一部戰國人寫的史書，整理時題名為《系年》。《系年》不像《紀年》那樣自夏商甚至更古講起，而是從周初記述到戰國前期，可以說是周代的斷代史。看其內容，應該是楚肅王時（公元前380-370年）楚人的作品，屬於戰國中期偏晚，比《紀年》更早。《紀年》和《系年》盡管作者的年代、地域互不相同，卻有不少可資對比研究之處。這裡我隻舉一個例子。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引古本《紀年》雲：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嫡），故稱攜王。

　　這是西周末幽王寵愛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后來的平王），導致覆亡的史事，是大家熟悉的。《紀年》所記，多有糾正補充《史記·周本紀》之處。《左傳正義》還引用了《紀年》整理者束晳的話，指出褒姒應從《紀年》作“伯盤”，《周本紀》作“伯服”乃是錯字。

　　《系年》第二章也記這一史事：

　　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圍平王於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於虢，是（攜）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於虢。

　　就史事的輪廓來說，與《紀年》所述基本是一樣的，甚至有些語句都很相似。這不但証明了古本《紀年》不像有些人講的出於曹魏遺臣或束晳等人的偽造，而且能夠看出《紀年》、《系年》兩者應該共有所本。

　　《紀年》、《系年》敘事體例也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謂“紀事本末”，而不是如《春秋》那樣逐年臚列。今本《紀年》則把古本這一段割裂，分列於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顯然是不對的。其間還將“伯盤”回改為“伯服”，尤為不妥，足見其不可信。

　　仔細考查，《紀年》、《系年》這一史事的敘述仍有所不同。《紀年》說平王之立在前，擁立他的在申侯外還有魯侯和許文公，而立王子余臣的只是虢公翰，可見在“二王並立”之中，余臣沒有法理上的優勢，他又因不是周王嫡傳，所以隻能稱“攜王”，沒有謚法。《系年》的說法則並非如此。

　　首先，幽王和幽王所定的太子伯盤死后，“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於虢”，“邦君”是諸侯，“諸正”是朝臣，這表示余臣立為王有相當多的支持，不是隻有虢公翰一人。余臣立於虢，虢公翰大約是擁立的帶頭人，這個虢國應即在今河南三門峽市境。

　　其次，立平王乃是晉文侯的策劃。《系年》說“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於周，晉文侯乃逆平王於少鄂，立之於京師。”可見平王並未先立，或者立於申而沒有得到公認。

　　還有，余臣被晉文侯殺后，還是有謚號的，《系年》稱他為“攜惠王”。

　　吟味《紀年》、《系年》這方面的差別，我感覺是反映出兩書作者立場的差異。《紀年》是三晉之一魏國人所撰，於東遷以下用晉紀年，實即始於晉文侯。他將“晉文侯定天子”，擁立平王，殺死攜王一事講得更有理據，是可以想象的。《系年》的作者估計是楚國人，沒有必要為晉文侯說什麼好話，落筆自然有區別了。事實上“二王並立”，各有擁戴支持的勢力，晉文侯和平王不過是最后的勝利者。合觀兩書所記，真相就比較清楚，由此也可以看到兩書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