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5日，胡喬木（左）與本文作者親切交談。《漢譯名著叢書》規劃座談會賀信手跡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國家出版局和新聞出版署工作時，我有幸接觸胡喬木，聆聽他的教誨與指導。他既有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又有專門家的廣博學識，而且這兩者又是高度結合著的。他對出版工作的指導，從不停留於一般號召和原則指示，而總是聯系實際，體現在對方針的闡明，對具體問題的解決，對書稿內容的要求和出版隊伍的建設上。這樣的領導人，真是難得，也難忘。

　　2012年6月1日是胡喬木的百年誕辰，我謹以此文表達我對這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思想理論戰線卓越領導人的敬意與思念。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以下簡稱《漢譯名著叢書》），源於1958年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陳翰伯領導的“外國學術著作翻譯規劃小組”規劃的書目,以單行本陸續印行。陳翰伯被商務人公認為這項事業的奠基者。改革開放后,在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陳原主持下重新規劃,以系列學術叢書於1981年啟動、1982年出版第一輯50種,按哲學、政治(法律·社會學)、經濟、歷史（地理）、語言學五類，分別以橙、綠、藍、黃和赭五色在書脊標明。經幾代學人和出版人共同努力，現已出版十二輯500種。這套譯叢，經有序擴充而成為以外國古代及近代為主兼及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外的哲學社會科學代表著作譯叢。所收各書的作者大都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種思潮的先驅者、歸納者、宣傳者和創造者，反映了迄今為止人類已經達到的精神世界（陳原語）。由此，《漢譯名著叢書》被譽為借鑒和吸收外國有益學術文化的基礎性重大出版工程，是商務印書館響譽中外的著名文化品牌。

　　這套《漢譯名著叢書》的編選與出版得到胡喬木的一貫支持和精心指導。

　　據陳原回憶，胡喬木看到1982年出版的《漢譯名著叢書》第一輯（50種）后，“顯得很高興”﹔一年后得知第二輯正在印制時說：“這樣就好，要認認真真地去做”。

　　在胡喬木看來，翻譯出版外國學術著作是一件大事。1984年3月14日向鄧小平匯報思想工作時也不忘談及此事，說很多世界學術名著我們都沒有翻譯出版，可考慮在美國設立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從事這項工作。鄧小平表示贊成：“這個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幾十年的時間。除了組織國內人力進行翻譯，還可以在英國、日本、西歐分別成立編輯部，組織外籍華人和華僑中的學者進行這一工作，訂立合同，稿費從優。”（《鄧小平年譜》下集第966頁）

　　胡喬木對《漢譯名著叢書》的出版進度更是挂在心上。1991年11月28日寫信給陳原：“商務近年所出漢譯世界名著，很久沒有收到過，請告商務將有關目錄寄來，以便圈選索要。”《胡喬木書信集》收此信時，編者加注：“應胡喬木要求，商務印書館總編室給胡喬木分批送去漢譯世界名著目錄。漢譯世界名著因有些書已售完，沒有送全。”陳原在回憶時說：“對此，我至今引以為憾”。

　　據我所知，胡喬木對《漢譯名著叢書》比較系統地講過兩次意見。

　　一次是1984年對陳原講的。

　　這一年，商務印書館在北京香山召開有著名學者參加的學術會議，泛談學科的趨勢和出書的設想。會前，胡喬木就《漢譯叢書》選材方針向陳原講了意見，經陳原整理送胡喬木過目，他還作了修改，但叮囑不要說是他講的，聽聽學者們的反應再作修改。我應陳原之邀，參加了這次香山會議，了解一點實情，陳原在會上講時又有所“暗示”，學者們也有所“察覺”。據陳原著文回憶，胡喬木此次所談主要內容有：古典名著，世有定評，為數不多，應盡量把內容重要而未譯出者列入規劃﹔文藝復興到十月革命這個時期（主要為18、19世紀）的著作，品種較多，宜選擇學術性較強對社會發展起過作用的代表著作，也可選擇一些學術性雖不強但資料豐富的著作﹔本世紀西方和日本（東方）各派學術著作，為數更多，選譯更要看重學術性﹔要注意選擇一些大學問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羅素的書譯出不少，還應譯出他的三卷本《數學原理》）﹔要努力寫好從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出發的譯者序言，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貢獻，本書的學術地位和作用，不足之處和局限性等的分析評論。（據《陳原出版文集》第424-427頁）

　　另一次是1989年12月4日對商務印書館召開的《漢譯名著叢書》規劃座談會的祝賀信。

　　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編輯部：

　　祝賀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在編輯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譯校編者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值得全國學術界、知識界和讀者的深切感謝。

　　現在希望這次召集的座談會將對過去的工作作出恰當的評價，對今后進一步發展這一工作的計劃進行廣泛深入無拘束而有成果的討論。個人意見，選題的范圍還可以更廣些（例如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有重要影響的著作，社會主義運動、工人運動、重要社會運動、重要民族運動的歷史和現代研究，重要歷史著作，各門學科史著作和科學基本理論著作，各種藝術史著作和藝術基本理論著作，外國對中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的權威著作，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研究等等，有待介紹的著作很多很多）﹔翻譯者可以不限於國內﹔台灣香港等地已有較好的漢譯名著可設法出版﹔國內亦可以考慮由幾家出版社經過協商聯合出版，以利事業的推進而免工作的重復﹔如情況許可，可出普及版（甚至縮寫版，但要有嚴格限制，以免粗制濫造）﹔為了推進這項對我國學術文化有基本建設意義的重大工程，建議由國家設立基金和保障獎勵制度。當然，提出這些建議很容易，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但是說說或者比不說好，姑且寫出，權當賀禮，所謂秀才人情紙半張也。

　　祝到會的各位學者、專家、同志們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活動順利！

　　胡喬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據胡喬木手跡復印件排印）

　　《漢譯名著叢書》曾屢遭質疑和責難。在上世紀80年代初啟動時，就有人告狀，說商務“搞資本主義，不搞馬列主義”﹔在80年代末繼續規劃出版時，用分管其事的副總編輯的話說，恰似“荊棘載途,形格勢禁”。1989年11月2日，商務特向其主管機關新聞出版署報送長篇請示報告，詳盡說明《漢譯名著叢書》的編輯緣起與進一步規劃的必要，會議的指導思想與解決的問題，該說的政治原則都說了，該劃的思想理論界限都劃了，最后以早日實現小平同志用幾十年時間完成翻譯出版世界學術名著的設想結束報告。新聞出版署對商務此舉是贊成和支持的。我認為，我們始終要遵循黨的批判吸收一切有益文化的一貫方針，只是要在實施中適當選擇和寫好序文，因而批准了商務的報告。

　　為開好這次會議，取得胡喬木的進一步支持十分重要。我和陳原分別給胡喬木寫信，向他匯報召開西山會議事，請他親臨指導，或對會議作出指示。胡喬木體察下情，適時發出祝賀信。《胡喬木書信集》編者為收入此信所加注釋說：“胡喬木一直很為關心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工作，曾多次就商務出版學術名著及馬克思主義著作等問題，系統地作過指示。1989年冬，胡喬木正在外地觀察，當他得知商務印書館要在山西（筆者注：此處有誤，應是北京西山）召開有許多學者參加的漢譯學術名著長期規劃會議時，立即寫了這封情詞懇切的賀信，表達了對長期規劃的意見。”（《胡喬木書信集》779－780頁）這封信反映了胡喬木對編選出版《漢譯名著叢書》的一貫思想，更說明他對《漢譯名著叢書》的支持與指導不因國家政治形勢發生某種變化而改變。西山規劃會開幕那天（12月5日），中宣部副部長李彥、龔育之和我都出席並講話，代表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對會議和這套大書編譯出版表示支持和祝賀。我強調，胡喬木信對《漢譯名著叢書》的選題規劃和出版方針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落實中有什麼困難，“就由我們來協調”﹔要像胡喬木信要求的那樣，以百家爭鳴的精神，對規劃進行“廣泛深入無拘束而有成果的討論”。胡喬木信受到與會學者熱烈歡迎與好評。“無論大會小會，學者們開門見山，各抒己見，討論非常融恰”。（商務《漢譯名著叢書規劃座談會紀要》）會議是開得成功和圓滿的，為充實和調整規劃取得了建設性成果。應當說，在當時情況下，胡喬木充分肯定《漢譯名著叢書》“在編輯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稱贊《漢譯名著叢書》是“對我國學術文化有基本建設意義的重大工程”，“選題的范圍還可以更廣些”及所列各個方面，“譯本要有較好的序言”，在翻譯出版等方面注意發揮台港及海外的力量和資源，由國家設立基金和保障獎勵制度等，都對會議以及其后實施中的統一思想、排除各種思想干擾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揮了重要作用。

　　會議結束后，即1989年12月15日，新聞出版署就通過《新聞出版要情》，以《胡喬木同志對編輯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提出重要意見》為題，將祝賀信全文報送中央。

　　《漢譯名著叢書》啟動初期，重點在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代表著作（有時也成為應對質疑和責難的盾牌），遵照胡喬木和學術界的意見，選題逐步有所拓寬：（1）下線放寬到第二次大戰之前﹔（2）加強東方世界如印度、日本的名著移譯﹔（3）擴充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邏輯學、語言學和某些邊緣學科及科學哲學名著﹔（4）繼續加強序跋、索引和注釋工作。

　　需要在這裡指出的是，商務印書館在2009年，為慶祝建國六十年，隆重推出《漢譯名著叢書》珍藏版十輯400種，獲得學界高度評價。此后又以珍藏本為基礎，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輯和即將出版的第十三輯中的部分圖書，共計五百種，分科出版，既便於專業學者研讀查考，又利於廣大讀者系統學習。商務還制訂了《漢譯名著叢書》2000種長遠規劃，爭取在2020年前完成。

　　寫到這裡，應當說，《漢譯名著叢書》取得今日之輝煌，是數以千計的相關學者和出版人對我國思想理論文化建設的重大貢獻，也是對已經辭世的胡喬木、陳翰伯、陳原等前輩最好的紀念。

　　（作者曾任原新聞出版署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