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青銅器甘肅齊家文化的青銅器小河墓地兒童干尸身上撒滿了麥粒史前青銅之路

　　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距今五千年或更早，中國北方的紅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已經迎來文明的曙光。不過，這兩支局限一隅有神權至上特質的文明很快衰落。從公元前2500年前后開始，多種文明因素向中原黃河流匯聚的趨勢明顯，出現方國林立的初期文明形式。公元前2000年前，隨著多元文明因素的匯聚與交融，文明因素的碰撞與整合，中原早期文明的內涵有了質的升華，出現夏文明。夏文明的一個特質，體現在世俗集權形成方面。晉南陶寺和豫西二裡頭是夏代早晚不同時期的兩處代表性遺址，特別是二裡頭遺址更是研究夏文明起源的典型材料。結合近來新的碳十四系列測年，二裡頭遺址的年代可能比過去認識的要晚一二百年。將考古與文獻材料結合起來分析，目前可以說，至少到公元前1800年后，在中原地區，最終出現了夏王君臨天下，以國家為標志的成熟文明體。

　　為什麼到了公元前的19世紀，會在中原地區形成了一統天下，並延續下來的世襲王權，這是新世紀以來，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致力解決的焦點問題。對此，學術界從中原為核心的文化區與周邊文化區的互動與交融、二裡頭文化的包容與開放等多角度進行過深入探討。然而，中原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還有來自遙遠的西方華夏文明區域以外的外來文化因素的參與和滲透，並對華夏文明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一話題，則長時期內被有意無意地回避和忽視。近年來，隨著包括新疆在內中亞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發現，隨著史前時期東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外來文化因素的不斷輸入對中國早期文明形成所起作用和貢獻，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進而拓寬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視野。

　　首先是史前青銅之路概念的提出和確立。青銅之路講的史前青銅技術由歐亞西方向東方傳播的途徑和過程。公元前四、五千年，西亞和歐洲大多數地區的古代居民，開始利用先進的青銅冶鑄技術制造大量青銅器。青銅冶鑄技術隨著西方人群向東方的遷移，距今4000年以前進入新疆，在東天山地區與東來的彩陶文化碰撞與融合，創新出了具有中國西北原始薩滿文化特質的青銅器群。東天山早期青銅器類型繁多，常見的有銅牌飾、管飾、銅鈴等生活和宗教飾件，以及以各類銅刀為代表，適應游牧生活的生產工具。重要的發現有東天山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和羅布泊西南發現的著名小河墓地。這兩處墓地的最早使用年代不晚於公元前2000年，出土各種青銅制品數以千計，表現出高超的青銅冶鑄技術水平。新疆東天山地區形成的青銅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區傳播，在甘青地區快速發展起來。學術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銅器群出現年代比中原早，冶銅技術發展到相當高度。針對這一現象，有的學者認為這裡是中國早期青銅技術發展的孤島，有的學者直言不諱地說它們的出現與史前東西文化交流有關。

　　甘青與新疆東天山地區的早期青銅器群,無論是鑄造技術還是文化風格,都表現出強烈的一致性,形成了與中原青銅器群相區別的特殊的青銅文化圈,可稱為中國西北系青銅器。中國西北系青銅器群的出現,要比中原早期青銅器群的出現早二三百年或更早。中國西北系青銅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東傳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著黃河,傳播到長城地帶和中國北方的其它地區,肇夏商之際中國北方系青銅器形成之始。東傳的一支,很快進入華夏文明延生的核心區晉南和豫西一帶。晉南陶寺遺址出土一件齒輪形圓牌飾,是件孤品,由文化風格尋其來源,這件器物更大可能來自中國西北系青銅器的分布區。二裡頭文化青銅器群中有一組特殊器物,包括環首刀、銅鑿、長方形鏤孔牌飾等,這些銅器在當地沒有文化根源,而恰是中國西北系青銅器的典型器物,其來源也不言自明。二裡頭青銅群中發現有含砷的青銅器,陶寺那件齒輪形圓牌,也是用砷銅制成。砷青銅技術始源於西方,表現西方青銅技術的特質。新疆和甘青早期青銅器中砷青銅器的發現不斷增多,學界普遍認為其與西方青銅技術有內在關系。中原早期砷青銅的發現,可以理解為西方砷青銅技術向東方傳播的最外環。早期青銅器問題,是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方面。二裡頭文化中晚期階段,青銅器群的出現顯得十分突兀,這又很難在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中尋找根源。二裡頭青銅冶鑄業突然崛起,與外來青銅技術傳入的關聯關系研究,應當受到重視。

　　其次，是小麥的東傳。中國北方傳統上是粟類農作物種植區。至少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時候開始，北方黃河中下游區域，突然開始種植小麥，並快速普及，改變了中國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的結構。人工栽培小麥的技術，新石器時代早期出現在西南亞，然后向四周傳播。新疆羅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溝墓地、小河墓地，以及東天山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在不遲於公元前2000年前，新疆天山地區古代居民已經廣泛種植小麥。羅布泊小河墓地考古中發現大量使用小麥進行祭祀的現象，反映出當年塔裡木河綠洲區域麥浪滾滾的生態景觀。中原地區突然夏代或略早開始普遍種植的小麥，當由西方傳入。另外，中原地區小麥普遍種植還引發更深層的學術問題。因為小麥是需要灌溉的農作物，小麥的大面積種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統對水源進行分配與調節。國際學術界曾站在水利資源分配的角度，探究過西亞兩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現的動因。由西方引進的小麥種植及相關的灌溉制度，與中原夏代文明機制的不斷成熟是否存在內在關系，值得深入思考。另外，除史前青銅之路和小麥種植技術外，羊、牛等一些家畜，是否也可能是隨著青銅之路和小麥的東傳進入到了黃河中下游區域。這些問題，都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遷徙。1989年甲骨學家胡厚宣撰文認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為夏民族。西域史學家余太山進一步說明，夏禹所統治的“土方”族群，實際上就是吐火羅人，他們曾生活在豫西和晉南。近年來，吐火羅人起源與遷徙問題是國際歐亞學界討論的熱點，歐美多數學者和中國部分學者認為，吐火羅人原居地在黑海、裡海以北的歐亞草原，吐火羅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時候遷居天山，羅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當完好的呈現歐羅巴人種特征的人類干尸，為吐火羅人的遺骸。這裡，如果胡厚宣論証的“土方”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論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羅不虛﹔小河干尸是吐火羅人遺骸之說也能成立。那麼，吐火羅人為什麼在夏代，突然出現在黃河中下游區域，他們是在什麼背景下到的中原，它們的到來又對夏文明最終形成起到過什麼作用？由此引發中華早期文明形成過程討論中更多、更深層的問題。

　　隨著考古發現與研究的深化，一些學術禁錮不斷被突破。中原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外來因素的存在，會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尤其是中原夏代吐火羅人的存在和來源問題，不應被束之高閣，或簡單地視其為空穴來風、無稽之談。這些都亟須從考古學、文獻學、人種學等多個方面進行深度梳理。

　　(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新疆少數民族現代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