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學者研究和撰寫的西方美學史，自然帶有中國文化背景和思維特點的印記，但這並不影響對於西方美學的科學認識和准確把握。所以，中國學者的創新成果可以與西方學者共享和交流，雙方各有特點、各有優長。對西方美學不應滿足於介紹和吸納，中國學者應以自己獨特的思維和眼光，著重於批判和創新。

　　關於美學史研究的歷史性和思想性的統一。自1858年世界上第一部美學史——齊默爾曼的《作為哲學科學的美學史》問世以來，國內外對西方美學史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已經過多次變革。其研究范式主要有兩種：歷史性的和思想性的。前者通常是把西方美學史進行史學意義上的斷代劃分，然后按學派、人物、思想觀點等進行歷史性的描述，力求達到對西方美學史的客觀介紹和客觀把握﹔后者則強調用問題史和思想史的觀點研究西方美學史，力求揭示西方美學史所體現的思想的豐富性、歷史的規律性和邏輯的內在性，用其思想軌跡規約其發展脈絡，以把握西方美學史的思想邏輯和思想內涵。筆者以為比較理想的方式是形成一種兩者兼容並及的研究范式，使描述西方美學史歷史進程與揭示其思想邏輯和思想內涵能夠有機結合起來。因此，應注重歷代美學思想的“前后聯系”，從而深入揭示其內在聯系和發展軌跡。

　　關於對不同階段美學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性的把握。不同時期西方美學不僅其形成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有極大差異，而且作為其形成基礎的哲學思想、審美意識和文藝實踐等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既要看到歷代美學思想發展的繼承性和連續性，也要看到其創新性和獨特性。如何運用歷史的辯証的方法，深入研究和闡明各個不同時期或階段美學發展的特點及其演變規律，是西方美學史研究中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我國學者有的美學史著作往往比較注意尋找和概括全部西方美學史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可能會把某個時期產生的美學思潮的對立加以泛化，作為貫穿全部西方美學史的基本對立線索，這往往導致以偏概全，不利於認識不同階段美學發展特點。相對而言，一些由西方學者撰寫的美學史更多注意不同階段區別和特點的研究。如鮑桑葵的《美學史》對近代美學與古代美學的區別、它的發展走向和思想線索、兩種傾向的對立和各自特點的論述，值得我們借鑒。

　　關於美學文本的闡釋。美學的歷史文本是美學史研究的基本依據，對美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是美學史研究的基礎工作。面對文本的理解，是文本作者的歷史“初始視界”和理解者的時代“現今視界”的相互融合，這種由視界融合所形成的對文本理解的新視界，提供了新經驗和新理解的可能性，這對於學術創新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如何在充分了解歷史語境、充分領會文本作者原意的基礎上，又注意從時代高度在當代新觀念和研究水平上認識和評價文本，力求在新視野中提出新見解，形成互相統一的真知灼見，是學術創新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個難點。因此，對於歷代美學家的重要文本中所提出的命題、理論、學說、范疇、概念等的理解和釋義，是一個不斷發現的過程。這就需要我們不斷以新的眼光重新對文本加以分析、考辨和審視，提出具有新意的闡釋，或對已有的某些不確切解釋進行調整和修正，從而推進對於美學文本意義的理解和研究。

　　關於美學史與思想史、文化史的關系問題。任何美學思想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語境中形成和發展的，美學史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裡有內、外兩個層次問題。從內部看，要注意美學史與審美意識史的關系。任何美學理論都是對一定審美意識的哲學分析和理論概括，要深入理解美學理論的歷史，就必須了解作為其形成基礎的審美意識的歷史。隻有將表現為理論形態的顯在的美學思想與暗含在審美意識中的潛在的美學思想結合起來，才能全面展現一定時代美學思想的完整性和豐富性。從外部看，要注意美學史與哲學史、倫理學史、宗教史乃至社會思想史的關系。西方多數美學家的思想都是與其哲學、倫理或宗教思想交織在一起的，甚至就是后者的組成部分，離開了后者，就無法真正讀懂其美學思想。因此，如何將美學思想史放入社會意識史和社會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闡明美學思想與其同時代的或異時代的哲學、科學、宗教學、倫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相互融合與相互促進關系，從而使美學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得到更加全面的揭示，仍然有待進一步探索。

　　（作者單位：深圳市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