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發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用馬克思主義實踐標准統一思想，成功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指導問題的典范。遵義會議作為中共中央的一次重大決策會議，是在絕大多數與會者統一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作出正確決策的。而統一思想的關鍵，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准，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軍事實踐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從而明確回答了這期間紅軍在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而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也就同時得到了恢復。因此，堅持用實踐標准統一思想認識，是遵義會議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是蘊含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寶貴的思想內涵和精神財富。

　　一、遵義會議醞釀准備階段，黨內對中央軍事指導錯誤已經有所認識

　　遵義會議作為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重大歷史事件，經歷了一個從醞釀准備到會議決策，以及會后落實完善等具體階段，是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的復雜過程。而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醞釀准備階段，黨內和紅軍中許多人已經從實踐中對中央的軍事指導錯誤有所認識，多數中央領導人和紅軍指揮員在實踐中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不斷提出建議和不同意見，甚至發生過激烈爭論。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之后，許多紅軍指揮員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逐漸產生了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多次在作戰的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事實上，這期間“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有些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勝利的克服這種錯誤。”（《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頁）

　　長征開始后，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又遭受重大損失，經過浴血奮戰，雖然渡過了湘江，但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樣的軍事實踐，必然要引起廣大指戰員對中央軍事指導的疑慮。正是經過軍事實踐的檢驗，人們的思想認識才逐步統一起來。“在事實的教訓下，部隊明顯地滋長起懷疑不滿和要求改換領導的情緒。一些曾經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嚴酷事實的教育下，逐步改變態度。”與此同時，毛澤東也經常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同張聞天、王稼祥等人進行交流，啟發他們用馬克思主義實踐標准來檢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實踐。毛澤東不但努力作大家的思想工作，而且在許多會議上充分表明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力求糾正博古、李德脫離實際的錯誤軍事指導。這種情況，比較明顯地反映在遵義會議前醞釀准備階段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上。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城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周恩來提議邀請毛澤東參加這次會議，這是毛澤東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之后，第一次參加高層軍事決策會議。會上，毛澤東明確反對李德提出的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提出紅軍應該向貴州方向進軍。經過激烈的爭論，多數與會者同意他的意見。會后各軍團、縱隊“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

　　紅軍折入貴州后，於12月15日攻佔黎平縣城，並於18日在這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會上毛澤東反對博古、李德提出的紅軍進入黔東的意見，主張繼續深入貴州腹地，到黔西北遵義一帶創建新的川黔邊根據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得到與會者的贊同。12月底，紅軍到達烏江南岸瓮安縣猴場地區，部隊准備強渡烏江。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會議否決了博古、李德提出紅軍不渡烏江，返回湘西的意圖，而同意毛澤東等人的主張，執行黎平會議決議，迅速搶渡烏江天險，進佔遵義。猴場會議還決定今后軍委的軍事決定必須報中央政治局，這實際上取消了李德以往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

　　經過長征以來這幾次重要會議上的交鋒，以及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實踐的思考，大家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導錯誤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對毛澤東實事求是地分析紅軍的處境、正確決定紅軍的行進方向，多數人都表示贊同。這就為后來在遵義會議上統一思想奠定了基礎。

　　二、遵義會議上堅持用實踐標准來檢驗中央在軍事指導上的是非得失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紅軍總司令部駐地，即遵義老城琵琶橋原柏輝章住所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指導問題，即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歸於敵人的強大而不承認他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指出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導上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代替紅軍機動靈活的作戰原則，是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並深入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

　　王稼祥在會上的發言中也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意見。絕大多數與會者在發言中都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根據保存下來的遵義會議重要文獻（即陳雲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可以看出會議在討論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軍事指導錯誤時，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實踐標准對軍事實踐進行檢驗，甚至把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之后到西征進入黎平的整個戰爭歷程，大體上劃分為四個時期來深入分析軍事指導上的是非得失，並最終得出科學的分析結論。這個結論就是：“當時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是基本上錯誤的。”（《陳雲文選》第一卷第40頁）這就明確了博古、李德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導上的錯誤，應該負有主要責任。而要改變他們錯誤的軍事指導，就需要相應改變中央的軍事領導層。

　　從遵義會議作出的四項決定看，都是為了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指導問題而採取的重大措施。一是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討論﹔三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團”，仍以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就是使他能夠直接參與軍事指揮和決策，這是與會者的普遍要求。后來，在常委再分工時，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這樣，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就與周恩來、朱德共同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直到苟壩會議之后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軍事問題是非常正確的。因為要就多年來黨的工作所有重大問題展開討論，是不可能很快取得一致認識的，在這方面統一思想是需要一定時間的。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軍事指導，已經經過了軍事實踐的檢驗，勝負得失都十分明顯，所以能夠用實踐標准來統一與會者的思想認識，進而作出正確的決策。

　　三、為落實遵義會議決定中央決策層重視在新的實踐中繼續統一思想認識

　　遵義會議作出一系列正確決定，而要落實會議的決定，扭轉紅軍的被動局面，還必須依據戰場情況的變化，重視在新的實踐中用實踐標准繼續統一思想認識。這種情況明顯地反映在四渡赤水戰役中。可以說，紅軍每次渡過赤水河，都是中央決策層在新的實踐中繼續統一思想認識的結果。

　　為貫徹遵義會議關於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紅軍需要迅速北渡長江。為此，中央紅軍於1月19日從遵義地區分三路向北開進，預定在奪取川黔邊境的土城、赤水縣城后，相機在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在紅軍向北開進中，中央縱隊和紅三軍團於1月27日進抵土城鎮以東地區，與尾追的川軍郭勛祺部兩個旅在楓村壩、青杠坡一帶遭遇。毛澤東根據該路敵軍孤立突出的態勢，決定迅速殲滅該敵，為北渡長江創造條件。但是，土城戰斗於1月28日打響后，才發現敵情有變，當面之敵不是原來預計的4個團六七千人，而是6個團1萬多人，而且敵人援軍還不斷開來。

　　盡管戰場形勢十分不利，但由於主要領導人思想統一，朱德、劉伯承親自到前線指揮，紅軍經過一天激戰穩住了戰場態勢。同時，中央政治局根據土城戰斗的實踐，當天就開會統一了思想認識，決定暫時放棄北渡長江的計劃，命令紅軍主力撤出戰斗。1月2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分頭准備，指揮紅軍連夜西渡赤水河，擺脫了當面之敵。

　　紅軍一渡赤水之后，向四川的古藺地區前進，再轉向敵人兵力薄弱的雲南扎西地區。2月5日，在威信縣水田寨附近的雞鳴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隨后，中央政治局於2月7日在大河灘附近召開會議，總結土城戰斗的經驗教訓，討論紅軍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會議決定改變原定渡江計劃，“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在2月8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發布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並決定向各兵團傳達遵義會議決議。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開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和部隊縮編問題，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佔遵義的方針，再次統一了思想認識。11日，紅軍分三路從扎西地區調頭東進，二渡赤水，向遵義方向出擊，連克桐梓、婁山關、遵義，五天之內殲敵兩個師又8個團，俘敵近3000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紅軍二渡赤水后，蔣介石判斷，紅軍東進的企圖還是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他親自策劃採用堡壘推進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企圖南北夾擊，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之間地區。為了粉碎敵人的企圖，更有效地調動敵人，中革軍委決定組成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各軍團。朱德於3月4日以中革軍委主席的名義與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聯名急電各軍團首長，強調指出：“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朱德年譜（新編本）（1886—1976）》第472頁，中央文獻2006年版）這是寧都會議后，從組織上正式恢復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

　　為了在運動戰中殲滅追剿之敵一部，中革軍委於3月5日凌晨電令各軍團，在遵義至仁懷的西進路上襲擊國民黨軍周渾元部。但是，紅軍在鴨溪一帶並沒有捕捉到有利戰機，而紅軍指戰員卻急於同敵人作戰，甚至提出進攻駐守在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的國民黨中央軍薛岳的一個師。中央政治局於3月10日在苟壩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駐敵問題。與會者多數人同意打，隻有毛澤東一人說不能打，應該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打固守之敵是啃硬骨頭，很可能陷入被動。在激烈的爭論中，毛澤東甚至生氣地說，你們堅持要打，我這個前敵政委就不當了。會議表決的結果，大家還是同意打。這就意味著毛澤東任職僅7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也被表決掉了。這是在四渡赤水戰役期間，中央決策層在統一思想認識方面遇到的一次重大困難。

　　由於事關黨和紅軍的命運，當天夜裡毛澤東又來到周恩來的住所，請他把作戰命令晚一點發。到第二天再次開會，經過周恩來再次陳述利弊，才說服大家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從而再次統一了思想認識。毛澤東從這件事中認識到，作戰決策不能這麼多人集體討論，建議成立一個精干的軍事指揮中心，及時處理重大軍事行動問題，以免貽誤戰機。這樣，黨中央於3月12日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行動。至此，遵義會議的四項決定得到了全面落實。隨后各軍團再次東渡赤水河，先后贏得南渡烏江、搶渡金沙江等勝利，最終完全取得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上述情況表明，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堅持用實踐標准不斷統一思想認識，是落實遵義會議決定、扭轉當時的被動局面的關鍵因素。（作者單位：國防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