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爾創作的《雅典學院》彼得拉克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才之盛，被喻為群星燦爛。作者認為這是歐洲由衰及興的一個轉折點，那些人文主義者大智大勇，他們弗趨榮利，樂居山林，在危難之時擔負起拯救歐洲的使命。探討歐洲文藝復興對於我們當前建設文化強國、深入思考文化如何推動社會進步，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文明的演化：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文化理論

　　文藝復興，如果從但丁算起，是一場連續350年的文化復興運動（1300－1650年）。這場運動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如何通過振興文化來促進社會和諧，進而促使歐洲由衰及興，過渡到現代社會的。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一元論，認為文明是內聚的、內部高度一致的、無差別的，同時具有類似於國家的行動實力。世界上存在著諸多文明，由此產生出“文明的沖突”，導致了冷戰后世界政治斗爭新模式。盡管承認世界上同時存在著各種文明，亨廷頓還是暗示西方文明的普世、完美性，以為根植於西方理性發展，會不斷將世界其他部分整合進來。與此相對立的則是彼得·卡贊斯坦, 這位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認為世界諸文明是全球文化共同體背景下的多元化。他指出：“各個文明鑲嵌在一個全球文化共同體之中，文明有其內在的多元性。”

　　我認為，上述論爭中比較合理的是卡贊斯坦的多元論。亨廷頓的理論在強調西方文明的完美性上走得太遠，容易為超級大國借口文化優勝控制世界提供理論依據。相反，卡贊斯坦所認為的諸文明在內部是多元的觀點比較符合歷史實際，而全球文化共同體下的多元共存則是一種比較可以接受的理論。這種多元性的提法與尊重各種文明的特點、個性，在此基礎上發展現代文明的進程相協調。

　　在我所研究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德國農民戰爭三個領域裡，近三十年來，國際上主要產生了四種有重大影響的理論。當代史學巨匠、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鮑斯曼在2000年出版了《文藝復興的衰弱》一書，認為推動文藝復興的是一對自由與秩序組成的范疇。例如：時間的自由、空間的自由、文化的自由與時間的秩序、空間的秩序、文化的秩序相對應，突顯出文藝復興發展的歷程。他認為：正如有光明就會有影子一樣，人在追求自由的同時也希望通過秩序把成果加以固定，由此完成舊傳統向新文明的轉化。

　　鮑斯曼還出版了《加爾文：一幅16世紀的肖像》（1988）一書，指出加爾文不僅是一位刻板的法律學家，同時還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信奉著人間天國的理論並著手進行社會改革。這樣，就突破了學術界把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加以對立的傳統，把兩場運動在一個更為深刻的背景中連接起來，找到了存在於兩者之間的共性。鮑斯曼的研究表明，無論是研究文藝復興還是研究宗教改革，必須堅持對立統一的方法論。隻有這樣，事物的整體進步才能凸顯，事物進化的復雜模式才能顯露。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布瑞克是研究德國農民戰爭的世界級領軍人物。在《1525年革命: 對德國農民戰爭的新透視》一書中，他提出近代歐洲政治的特點之一是民眾參與政治，因此必須重視普通人的作用。他認為，這種政治是普通人通過公社、議會、共和國三個步驟自下而上推動的，明顯有別於隻強調君主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建立近代國家的歷史解釋。因此，布瑞克要闡明的是“普通人革命”這一觀念，以此對近代政治進行了重新解釋：尋求政治的民主化、尋求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共同利益”。這一分析把建立近代政治的主要動力放在尋常百姓的行動之中，民眾的意願，成為衡量政治是否近代化的主要標杆。

　　上述研究成果賦予人們過渡時期文化轉變的全新圖像，而澳大利亞學者斯克布瑞尼卻力圖在文化理論上有所創新。在《為了普通人民的緣故》一書中，他提出:把工業革命之前的文化分裂為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實為不妥。在該時，這兩種文化之間存在著互補性，甚至可以認為是同一種文化延伸出來的兩種表述方式。因此，把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對立起來的做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這兩種文化既獨立存在又互相影響，有時甚至能夠互相置換。例如：布道者在進行布道或在舉行彌撒的時候，無疑採用的是精英文化或官方儀式﹔但在談到奇跡的時候，往往又會穿插許多聽眾熟悉的故事，這時所採用的就是大眾文化。在宗教改革時期的宣傳畫裡，充滿著民眾語言。例如：盡管在文本材料中新教領袖堅決否定聖徒和偶像崇拜，但在圖像材料中馬丁·路德卻被畫成了頭上有光環的聖徒，而他自己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把文本材料定性為精英文化，認為宗教改革只是一些知識精英的事情，這也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

　　我認為，上述四項重要成果盡管在研究領域上存在顯著差異，但都注重突顯民眾的作用，並且在方法論上注重對立統一，意味著一種視合力、共贏為社會發展模式的文化理論在呼之欲出。在這些新穎的解釋體系中，自由與秩序、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王朝戰爭和人民革命、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不再水火不容，而是變得對立統一，文化間可以進行多樣性運作的政治組合，正好反映出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時期的時代特征。

　　文化強國：人文主義者的發現和行動

　　或遠或近的文藝復興史研究，都駁斥了文藝復興是意大利豐裕社會孕育出來的文藝花朵的傳統說法。1350年前后，歐洲遭遇了封建制度瓦解和黑死病肆虐的雙重打擊，出現了秩序崩潰、道德淪喪、積貧積弱、愚昧無知等種種“封建主義總危機”的症候，導致了知識分子的覺醒，並被賦予了阻遏歐洲衰敗的時代使命。按照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早期人文主義者的說法，人們已經進入到了一個“生不如死”的危機時期，隻有奮起斗爭，才有可能實現“要和平不要戰爭，要豐裕不要飢餓，要美德不要腐敗，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秩序不要紊亂”的奮斗目標﹔同時，他們也對中世紀甚至古代的文化進行了全面批判或審視。毫無疑問，歐洲的衰敗正是爆發文藝復興運動的真正原因。

　　人文主義者的第一個發現，是中世紀文化的不完善性，存在著知識不確定、不實用、不夠用的缺陷。由於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主要由職業人士和神職人員構成，因此，他們運用的是經驗而不是實驗、研究的是彼岸的學問而不是經世致用的學問。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知識相當零碎，不足以承擔起關鍵時刻馴服危機的使命。如何建立起科學、實用的知識體系，並且根據社會的需要把知識轉變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進而，人文主義者發現導致政治秩序紊亂的原因在於封建政權與民意對立，而城邦內部的貧富分化又削弱了城市共同體的基礎。為此，他們努力創建自由公民共和國，或在君主政體下加重民眾參與政治的比例。馬基雅維裡區分了倫理學和政治學，提出君主世襲制與真正共和政治水火不容的政治觀。一種熔人文主義和近代政治於一爐的近代政治模式脫穎而出，反映了一種政治新秩序正在意大利誕生。

　　在文化方面，人文主義者復興了優秀的古典文化傳統，尤其是從古代希臘、羅馬的文化瑰寶——政治、文學、修辭、自然科學、藝術和美學中汲取營養。在此基礎上他們努力創新，實現了從人文主義到人本主義的轉變。神學意識形態瓦解了，新式的近代教育興起，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被發現了。通過不同方式，人的能力開始抵抗命運，“知識就是力量”的大旗飄揚，科學的時代來臨了。

　　結論：文化推動現代文明騰飛的策略

　　如果我們將文藝復興視為運用先進文化推動歐洲由衰及興的成功范例的話，那麼，它饋贈給我們的最佳禮物就是先進文化推動現代文明騰飛的策略和方式。如果說文藝復興之前意大利文化落后於法國文化（彼得拉克的父親曾把彼得拉克送到法國南部的大學就讀）的話，那麼，文藝復興之后，意大利已經成為近代歐洲文明的第一個產兒，並且成為歐洲先進文化的發源地。我認為，意大利的文化與意大利的政治、經濟發展互動，正是這種策略得以成功的關鍵所在。同時，在意大利人本主義和法國大革命的天賦人權以及自由、平等、博愛之間，我們也能看到一種逐漸遞進的發展關系。

　　意大利文藝復興可以視為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三個階段的發展進程。起初，人文主義不過是對古典文獻進行考訂的一個學科，結果卻導致了對人類屬性的重新界定——人不是罪者，而是有尊嚴、有自由意志的萬物之靈。這樣，人文主義轉變為人本主義，人通過知識獲得新生，對當時的世界而言，這些都被相互嵌套在同一個現代文明的發展之中。

　　首先，人文主義意味著建設“為民服務”的學科，通過教育，讓知識適合現代文明的需求。學科建設包含著對於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科研究。用當代的術語來說，就是基礎研究。但是，這套基礎研究的學科設置和教育目標，在於培養新人和創造和諧社會，即通過文化和知識的主導權來行使科學的權力，讓人對美麗和先進的事物習以為常。

　　其次，是把基礎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轉化到應用層面，在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宗教各個領域發揮作用，藉此提升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並且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証明：文化能夠強國，知識是推動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力量。

　　第三，是文化和科學精神進入到決策層面，促進政府為民執政，體現政治決策的理性化和現代化。這又為現代社會奠定基礎，幫助意大利由衰及興，較早地過渡到現代社會。

　　上述的文化強國經驗值得借鑒。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決策研究都需要提升文化，同時，必需在這三者之間建立互動機制。對中國而言，真正要使文化建設提高到與中國大國相稱的地位，新一代人才的國際視野與民族意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簡言之，我們應當投入到當前文化強國的工作中去，很好地把握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為我們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騰飛貢獻力量。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