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4日，5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齊聚丹麥哥本哈根，出席一次前所未有的國際史學會議，即以“地方生計和全球挑戰”為題的第一屆世界環境史大會。大會安排的第一個主題演講者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化學研究所的保羅·克魯岑，一位以研究臭氧消耗著稱的荷蘭大氣化學家，因為在這一領域的杰出貢獻，1995年還榮膺諾貝爾化學獎。演講的主題是“人類世”，一個用以標記他所謂的新地質時代的概念，2000年與美國生態學家尤金·斯托默一同建構，將人視為一個影響全球環境循環的地質推動力。這樣的科學家，這樣的演講，的確令關心並致力於人與自然相互作用關系變化研究的學者們興奮不已。

　　“人類世”概念自問世以來，追捧者有之，非議者亦有之。但不管怎樣，它迫使世人正視這樣的事實：遠在天邊的冰川在消失，近在眼前的海平面在上升。它使人感覺到，地球，這顆滋養生命萬物的星球在“發燒”，人類賴以創造和發展文明的自然根基在動搖。克魯岑等科學家甚至已與史學家聯手，推出了更為嚴謹、嚴肅的科研成果，指出“人類世”因工業化開端而始於1800年左右，其主要特點是化石能源的大規模使用。人類在度過漫長的採集、狩獵和農耕時代之后進入人類世，並經歷著如下的階段：1800年左右到1945年是第一階段，即工業時代﹔1945年到2015年左右是第二階段，即大加速時代﹔2015年左右是否進入第三階段，即人類成為地球系統的管理者的時代，尚不確定。這樣的研究，通過“人類世”這一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視角，將人類史和地球史有機地聯系起來。它促使史學工作者更加清醒地反思：人類歷史在整個地球地質史上到底處於怎樣的地位？人類文明發展到了怎樣的關頭，其命運如何？古老的歷史學又是如何因應變革，煥發生機的？

　　以大的時空尺度來衡量，人類歷史，尤其工業文明這一段，在地球史、生命史中非常之短暫。因此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將我們所知的所有文明視為“同時代的文明”，而英國學者克萊夫·龐廷在《綠色世界史》中的刻畫更加入木三分。他說：“如果本書按歷史編年給人類歷史確切的說明的話，那麼本書407頁中，405頁都不得不用於說明採集及狩獵群體，隻有2頁供農業社會，現代工業化社會隻有2行的空間。”然而，在短促的工業文明階段卻因人口規模的大增和經濟發展的加速，而演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地球物理營力，其活動和影響無處不在。如今，人類全面進入海、陸、空三棲時代，干擾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威脅著自己賴以生存的環境。被人類活動極大地改變了的自然，則以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的明顯后果反作用於人類。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環境問題，作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引起公民個人、國家政府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人類文明已然發展到十字關頭，何去何從？人類及時做出了正確抉擇。很快，“地球日”運動興起，人類環境會議召開，新文明路標赫然矗立，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則日益成為現時代的最強音。

　　在環境危機和環保運動的驅使下，以探索人類文明之命運為己任的史家們，紛紛倡導“一場針對環境的行為革命”。這群人以美國學者為表率，他們“共同走出門去，徜徉在田野、樹林和露天當中”，在那裡發現了更多的、始終都在起作用的基本力量。這樣的行為和結果，既是他們作為公民積極參與環保運動的反映，也是他們作為學者推進“自下而上”的史學變革浪潮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的努力，史學關懷甚至從社會的下層進一步深入，直至深入到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地球本身。於是，一個新的史學門類，也即環境史應運而生。可以說，環境史是環境危機催生的歷史。

　　環境史自美國興起后，迄今已走過半個世紀的歷程，在國際史壇和更大的范圍內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同時，其自身的史學品格也日益彰顯。環境史以人類生態系統為基本范疇，將系統內的自然史和人類史勾連起來，使原本共同織就歷史之網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成為史學的經緯線，並致力於研究特定時空下也即某個網絡結點上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關系的變化、發展，以圖完整地揭示構成歷史網絡的生命之間以及生命與環境因子之間的固有聯系及其走向。環境史關注我們頭上的天空、腳下的大地、周遭的動植物……上通下達，左顧右盼，是其敘事風格。可以說，環境史是上下左右的歷史。

　　環境史引進生態系統范疇，將人類歷史視為一種生態系統演化過程，將全球、區域、國家、城市、村庄等歷史研究單位視為類型不同、規模不等的人類生態系統，也即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從而大大突破了歷史學的固有領域，其歷史思維空間空前開闊。環境史對於歷史內涵的認識和探究不同於政治史、社會史等史學門類，因而需要學習並借鑒以生態學為核心的眾多學科的知識、理論與方法。可以說，環境史是多學科交叉的歷史。

　　環境史的根本宗旨，是要講述一部我們所居住的環境，也即人類家園變化的故事。而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小到我們朝夕棲止的地方，大到整個地球，其變化的故事都可以成為環境史敘述的對象。敘述它們，不僅是為了推動歷史學的發展，而且是為了激發人們對自然的熱愛，對生存家園的呵護，同時審視自己對待自然和他人的態度與道德水平。可以說，環境史是現實關懷的歷史。

　　環境史的誕生和發展還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自然史和人類史作為歷史的兩個方面不可分割、彼此相互制約的提法，具有深刻的含義。如果說，在19世紀，這主要還是一個理論命題，到20世紀晚期和21世紀初期，環境史學家則聚焦於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界面，奮力展開全方位的實証研究，從而將自然史和人類史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史實陸續揭示出來，為人類探索“與自然和解”以及“本身和解”的道路貢獻了史學的智慧。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