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史和全球史都是國際史學界新興的研究領域。環境史學的興起是歷史學專業視野拓展和現實環境問題關注相結合的產物。強烈的現實性使之在興起階段具有“倡議史學”的突出特點，但隨著環境史學在美國進入成熟階段，它更多地具有了傳統史學的一些特點。其實，第一代環境史學家在開拓環境史研究時，他們的初衷是對傳統的歷史編撰發出挑戰，要改變歷史編撰忽略環境因素的片面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歷史思維的排他性。現在，西方環境史學界的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思考環境史學的走向問題，希望能在克羅斯比等前輩學者開創的全球環境史宏觀研究的基礎上再出發。

　　這種宏觀的、長時段的研究與專題研究和個案研究並不完全沖突，宏觀研究甚至可以以專題研究的形式來進行。例如：如果從農業史來看環境史，那麼環境史上就發生了三次引人注目的革命或出現三個轉折點，分別是1500-1750年的農業革命，19世紀中到二戰的第二次農業革命，二戰以后到現在的第三次農業革命。如果從能源史來看環境史，那麼環境史可以分為木材時代（1580年前）、煤炭時代（16世紀到20世紀初）和石油時代（20世紀到現在），與之相對應的是傳統社會的多中心霸權、英帝國霸權和美帝國霸權。顯然，這樣的歷史分期與傳統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的分期大不相同，與一般的環境史分期也有不小差別，從中觀察到的歷史大趨勢也很不相同，但是，其中隱含的分期標准即人與環境的互動無疑是值得關注的歷史新思維。

　　在此基礎上，少數學者把關注范圍從某個專題擴大到全球環境史，出版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例如雅克西姆·納德考的《自然與權力：全球環境史》和約翰·麥克尼爾的《陽光下的新事物：二十世紀世界環境史》。前者從全球環境領域的“熱點”問題進行回溯，探討了從史前到現在、世界范圍內的人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后者從地球的岩石圈、土壤圈、大氣圈、水圈和生物圈分析了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現代文明給全球環境帶來的破壞。但在分析造成環境破壞的原因時，作者並沒有對人類文明表現出悲觀主義情緒，相反卻認為，作為人類活動的無意識的副產品的環境破壞並不能導致人與環境關系走向不可調和，越來越得到文化塑造的人類總是在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總是在尋找環境變遷形成的、可以更好依靠的新生境。顯然，這樣的分析已經擺脫了早期環境史敘述中經常出現的生態狂熱、環境千年至福等特點，顯得異常客觀和冷靜超然。全球環境史研究實踐了自然的歷史創造性，同時更新了歷史敘述的基本單位，改變了環境史研究中經常出現的“衰退論”和“退化論”的取向，正在開啟歷史敘述的新模式。

　　把環境史新思維應用於全球史、建構新的全球史敘述模式盡管極其困難但也初露端倪。麥克尼爾父子都是卓有成就的世界史學家，父親注重文明交往，兒子重視環境史﹔父親並不忽視環境在歷史上的作用，兒子也重視從世界范圍探討歷史交流。按理說他們要合作一部新全球史應該易如反掌，但他們合著的《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盡管從傳統世界史的視角來看有不少創新，但從環境史的角度看確實不到位。菲利普·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在《世界：一部歷史》中指出，世界史有兩大主題，一是人類社會自身的故事，另一個就是環境史。正是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從根本上構成了世界史。但是，通觀全書，怎麼看都像是把兩大內容擺在一起，環境史和人類史並沒有真正融合起來。這隻能是我所說的狹義環境史。

　　根據我有限的閱讀，真正用環境史的思維構造全球史比較到位的是“大歷史”，其代表作有：戴維·克裡斯蒂安的《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和弗雷德·斯皮爾的《大歷史的結構》等。大歷史撰寫的是自137億年前發生的“大爆炸”以來的歷史，實際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它最符合環境史的兩個基本思維：第一，它改變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歷史編撰原則，把人和自然都還原到他們應有的位置上。按大歷史思維，如果假定宇宙的歷史開始於13年前，那麼人類的存在不過隻有53分鐘，農業社會僅存在了5分鐘，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隻有6秒鐘。在這樣的歷史中，人類還能目無一切，唯我獨尊嗎？第二，它把人類史置回它發生的宇宙或地球史中，有效地把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統一起來，其共同點是復雜性不斷增強，能量流動和消耗越來越密集。顯然，這是我所說的廣義環境史。不過，這樣的探索和著述還太少，這樣的知識尚未融入全球史的教科書。

　　中國的全球史研究和環境史研究一樣處於起步階段，但這兩者之間似乎具有天然的親緣關系。如果能有意識地貼近國際環境史研究的前沿、順著最新的潮流探索，那麼中國的環境史和全球史研究都會少走很多彎路，會像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快速發展一樣綻放出絢爛光華。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