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9.0級大地震，由此造成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泄漏事故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不僅韓國、中國等日本周邊國家的民眾擔心本地空氣、水源和食品可能遭到放射物污染，甚至美國西海岸的人們也在擔憂。這再一次提醒人們，環境破壞已不是一國的事情，全球性的環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鑒於此，本版特邀請德國學者和中國學者一起展開研討：為什麼要研究環境史？中國的環境史研究應該走怎樣的路？

　　在很長時間裡，自然環境都是歷史撰述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但是，在200多年前，當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分離的時候，這種情況完全被改變。自然科學家研究歷史上自然的變遷，但歷史學家卻日漸排斥自然。最近發生的事情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自然環境的重要性。例如，當我們思考2004年發生的、在幾天內就吞噬了23萬人生命的印度洋海嘯時，我們明白自然是歷史中的一個重要角色。當我們思考汽車和工廠造成的、已經引起氣候變化和氣候移民的污染時，我們也會明白人其實扮演了一個環境破壞者的核心角色。如果歷史學領會當前的關注，或許就沒有什麼能比把自然和環境整合進我們的歷史撰述更重要的了。

　　跨越邊界

　　把自然和自然的強大創造力納入歷史會帶來歷史編撰方式的革新，因為它會迫使我們從兩個不同方面跨越邊界。第一，打破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邊界。第二，地域或國家邊界將不再重要，在歷史編撰中會產生新的研究空間、視野和方法。

　　其實，在人文科學中，我們的知識基礎完全被禁錮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學科界限之內，這就導致產出的研究成果完全局限在本學科范圍內。我們隻要稍微關注一下自然科學就能發現，真正的創新思想是在不同的傳統學科的交界面上產生的，如全球變化、神經科學。

　　當我們參照自然的偉力而不是政治考慮對空間進行重新定義的時候，除了學科界限會開裂之外，還會發生第二個邊界跨越。19世紀，英國人把野生橡膠從巴西帶到倫敦。盡管有嚴格的載重限制，他們隻帶了七萬顆天然橡膠種子到倫敦郊外的皇家植物園，但這些種子成功地發芽出苗了。英國人把這些膠苗運到英國殖民地，栽種在錫蘭和馬來西亞，開始進行系統的橡膠生產。如果沒有把橡膠籽走私到英國和馬來西亞，世界歷史將會是多麼不同！

　　可以確定的是，自然在文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全球空間中是不一樣的。例如，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文化中，都有一個類似的關於大洪水的神話。吉爾伽美什史詩是這方面的最早例証。在猶太——基督教中，它變成了諾亞的故事，還具有了宗教道德的意味。在印度公元前6世紀以來的文化中，它只是一尾警告人不要接近洪水的魚，完全失掉宗教判斷。在中國，大洪水神話用於榮耀大禹，因為他開辟河道以利耕作。顯然，這樣的故事在形成認同上發揮了作用，文化根據自然和技術的不同價值、思想以及道德和風險而走上了不同發展道路。環境史——國際環境史——讓我們能夠運用比較方法和超越國家邊界的視野去看自然空間，我們因此能看到差異性和相似性，並從一個空間轉移到另一個空間。

　　自然是一種決不能低估的影響。美國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如果沒有騎在牛背上的印第安人和牧牛的牛仔，我們難以想象美國會是什麼樣。如果沒有無窮無盡隨風搖曳的麥田，我們也很難想象美國西部會是什麼樣。其實，僅僅是在500多年前，當西班牙人航海的時候，馬和牛（還有狗、山羊、綿羊和豬）被帶到新世界。碰巧，在中西部可以長到15英尺高的藤叢是西進居民的攔路虎，經過焚燒后被藍草取代。沒人知道這些，沒人會想到這裡沒有灌木、灌木叢、雜草，隻有無意中偶然從歐洲帶來的藍草，而且它還散布在藤叢原來生長的地方。藍草籽隨飼料槽搭上了跨越大西洋的船隻，然后再由牛傳到美洲各地。草籽和牛成了西進居民的秘密盟軍，因為在藍草生長的地方，都有小麥種植。

　　藍草的例子教給我們兩個道理。第一，自然有自己的動力機制——自然科學家可能用生態演替（從藤叢到藍草）來概括——其對歷史進程具有潛在的、難以想象的巨大意義。第二，對自然和文化相互關系的分析會強化我們對無意識的結果的認識。通過把自然當成是歷史敘述的一個重要演員，我們就會發現傳統的歷史理解模式不夠了，目的和行為的概念也捉襟見肘了。草籽無意識運輸、傳染病的傳播、害虫的擴散（單一種植農業造成的后果）都是人類無意識的后果。這些在經典歷史敘述中都沒有得到很好體現，但在環境史中它們將佔據核心位置。

　　環境史能給我們帶來希望嗎？

　　環境史學家特別擅長講破壞的故事：自然對人類環境的破壞和人對自然的破壞。但是，環境史也能給未來提供希望。讓我們看一看18世紀50年代美國畫家弗利德裡克·丘奇畫作中的景象。丘奇謳歌地殼劇烈運動在尼亞加拉形成的極端壯美景色中的“純自然”性，他的畫中並沒有把現實中存在的鋸木廠、磨粉廠、水電站和瀑布邊上的木柵欄畫進去。其實，尼亞加拉瀑布是個工業景觀，但美國哈得遜畫派的各位畫家在自己的畫作中都沒有留下任何工業化和文明的痕跡。這些藝術家還與美國著名的景觀設計師奧姆斯泰德一起，買下部分工業遺址，建設公園。如果沒有他們畫中的景象和想象的虛擬世界，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就不可能建成。尼亞加拉的故事告訴我們，環境景象有能力改變我們的景觀。在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全球對亞馬遜雨林生態系統脆弱性的認識導致對這一遼闊地域的保護。2004年以來，數以萬計平方英裡的巴西雨林免遭伐木者的砍伐，這在十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這是令人樂觀和深受鼓舞的故事。

　　但是，或許最重要的故事是能告訴我們這個道理的故事，即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干預是一把雙刃劍，有陷阱有成功。如果不把諸如瀑布附近的商業蔓延、愛之運河的有毒廢棄物等問題和挑戰考慮進去，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的故事就不完整。如果不把大規模地破壞巴西亞馬遜雨林周圍的熱帶草原考慮進去，亞馬遜雨林的故事也同樣不太可靠。畢竟，熱帶草原的開發是亞馬遜雨林保護的直接后果。如果不能反映無意識的后果，所謂成功的環境景象的故事也隻能是幻想的故事。

　　研究環境史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我們認識到自然和文化關系中的矛盾性，強調其他歷史書寫中沒有注意到的盲點。環境史告訴我們，自然是我們這個星球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經常是一個行動者。由於具有長遠的發展的觀點，對那些杞人憂天者和純粹以現在發生的事件為基礎得出結論的政策制定者來說，環境史是一服靈丹妙藥。它教我們認識到，環境處在交匯點上，適應性是人類幾百年來養成的一個特點。

　　環境史還教我們認識到，人類能在極端條件和資源短缺的環境中生存，如高海拔的瑞士阿爾卑斯山區或北非沙漠。這些故事都教導我們，要欣賞資源的價值，要認識分享的必要性，要賞識分配的公平性。當然，環境史還提醒我們，人不能控制一切。3600年前的火山噴發導致了米諾斯文化的覆沒。如果沒有這次火山噴發，希臘人、羅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怎麼可能相繼統治地中海呢？自然既是環境史的一個創造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講述著我們的歷史。在這個星球上，我們必須明白，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是與我們選擇講自然、文化和歷史的故事的方式緊密相連的事。　（作者系歐洲環境史學會現任主席，德國慕尼黑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包茂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