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上海作新社出版的《萬國歷史》，是一本關於世界史的中學教科書，這種新式教材一問世，就風行一時。

　　辛亥百年，學者對辛亥革命史進行了深入的學術探討，推進了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在我看來，這種推進，從根本上說，不僅僅在於宏大敘事或對性質價值的再定義，而是在於落實在更多細節上，從細節尋找歷史的信息。比如，晚清短短五到十年中間，一個沉積了兩千多年的制度和思想體系是怎樣被徹底否定的？革命新思潮是如何興起的？筆者試以科舉改革前后的新式閱讀為視角，從細節追溯革命思潮是怎樣形成的。

　　一、晚清十余年間，時務與新學、新知的傳播在新政改革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刺激之下，一再擴展

　　我們可以試著排一個簡單的時序表：1894年甲午戰爭，1898年戊戌維新，1901年施行新政、廢除八股取士、大舉派遣留學生，1903-1904年頒布壬寅、癸卯學制，1905年停科舉並陸續改革官制、立憲運動，1911年末武昌起義。在這十余年中間，時務與新學、新知的傳播在新政改革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刺激之下，一再擴展，由少數士人的奔走呼告變成朝廷大政、變成許多中國人尊西趨新的一致心態。儒家學說及其所規定的政治理想，就是在這短短十年間逐步更新，從而被替代與置換的。舉個簡單的例子，1909年《教育雜志》上有《入學試驗問題》一文，譏諷當日的小學生入學考試題目“論錢荒之可貴”、“自由必先自治說”等，出題太荒唐，十二三歲之兒童，能有幾個知道錢荒金貴為何物？論者感慨“不讀新民叢報又何從解自由自治之說哉”！有關晚清士人閱讀《新民叢報》並受其影響、開始關心國事、尋求救亡的事例成百上千，但我看都不如這則“入學考試”的議論來得直截。它告訴我們，梁任公和他的《新民叢報》是如何在真正意義上成為普及讀物的。嚴復說“任公筆下，殆有魔力”，這是思想史的角度，而從傳播和閱讀史的角度看，像《新民叢報》這類新學書刊的巨大輻射力亦成就於晚清學制改革的現實機緣。

　　二、新學書籍經由各種渠道流入學塾，全中國的讀書人都在經受著相同的知識轉型與政治變革的思想洗禮

　　喜讀新書的名士孫寶瑄說：“八比廢，人爭讀書，民智辟，新黨必多。”新書閱讀引發新的政治訴求，由時潮、風潮進而演為政潮。甲午以后成長的那一代知識人，個人生活史中大都記錄著由國族危難而更新閱讀、尋求政治革新道路的集體記憶。郭沫若《少年時代》中說，廢八股而為策論，這是變革過程中一個最顯著的事實，由此必然發生社會意識的變化：“從前是死讀古書的，現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勢了。從前是除聖賢書外無學問的，現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學的知識了。不消說我們是從試帖詩的刑具解放了下來。”癸卯年秋闈之后，成都陸續設立高等學堂、東文學堂、武備學堂，郭沫若的大哥進了東文學堂，五哥入了武備學堂，而從此“新學的書籍就由大哥的採集，像洪水一樣，由成都流到我們家塾裡來”。浙江士人張枏在日記中記，“八股永無再興之日”，由此改制引發的，是“京官稍有才學志趣者，爭閱新書”，是“滬上書報，銷售之廣，過於往年不止百倍”。朝廷改革科舉、擴張新學的政令，對士人閱讀風習的轉移是有決定意義的。晚清琉璃廠書賈記載，自朝廷銳意變法，“譚新學者，都喜流覽歐西譯本”，常有文人士夫拿著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到琉璃廠書鋪中按表以求，而“京師書賈亦向滬瀆捆載新籍以來，海王村各書肆，凡譯本之書無不盈箱插架，思得善價而沽。其善本舊書，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購置外，余幾無人過問”。新書利市而舊籍乏人問津，這是甲午、庚子國勢大敗在讀書人身上最為切實的影響。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出版馮自由《政治學》一書，馮氏在序言中自陳初衷，亦說，庚子重創，上下震動，朝廷有維新之詔，一般士大夫惶恐奔走，一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曰新學新學”！彼時，士夫學子雖對何謂新學尚無確切認知，然趨赴之心卻是空前熱烈。馮氏形容渴求新書的士人“聯袂城市，徜徉以求其苟合，見夫大書特書曰‘時務新書’者，即麇集蟻聚，爭購如恐不及”。一種半懵半懂之際，爭入時尚的意態躍然紙上。時人記錄晚清書市，有長沙同文書局者，售賣嚴復翻譯的《原富》，購書者擁擠不堪，據說有的購書人隻好將銅元系在傘柄上遞給營業員，營業員再將書挂在傘柄上遞出。1903年山西舉人劉大鵬到河南應會試，在當地書攤上亦發現“時務等書，汗牛充棟，不堪枚舉其名目”。亞東圖書館的創始人汪孟鄒先生就曾說過，科舉時代，他和一般青年人一樣，隻知有八股文。甲午戰敗，大家都知道國家就要亡了，非改革內政不可。業師胡子承先生教導他們，要節衣縮食，購閱新書和新報。汪先生說這是他接受新思想的原因，也是他對新書業發生興趣的原因。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時潮驅趕，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政治理想在甲午以后的時勢中逐漸被新的知識、新的倫理、新的制度理想所取代，成為那一代讀書人依次而進的共識。

　　新學書籍經由各種渠道流入學塾，進入那一代“知識青年”的思想世界。全中國的讀書人都在經受著相同的知識轉型與政治變革的思想洗禮。閱讀變化意味著知識更新，從這裡開始，越來越多的讀書人擺脫舉業功名的限制，構筑、抒發並行動於他們新的政治理想。革命也好，立憲也罷，當然難免會有派別和地域的分馳，但知識與思想的傳播卻是匯流而來的。分裂隻在手段，觸發的機制和革新的要求卻是一致的。這就是清朝末年，立憲與革命思想共生其間的時代背景。

　　三、科舉改革造就的一個“學生社會”是這些新式書籍、報刊最主要的消費群體

　　科舉改革造就的一個“學生社會”是這些新式書籍、報刊最主要的消費群體和傳播媒介。據癸卯年《浙江潮》、《國民日日報》等刊載的報刊銷售統計，這一年，在杭州、南京、武漢、南昌、鎮江、揚州、常熟、泰州、衢州、埭西、海鹽等十二個地區的報刊銷售中，主要由學生訂閱的報刊達到五十一種，總銷量八千多份。《中國白話報》發行廣告中亦稱購閱紛紛，“尤以學生社會為多數”，僅湖南一地的學生就月購數百冊。學生購閱書刊，學堂則成為他們談論和傳播這些新式讀物、新思想的主要場所。錢均夫回憶在杭州求是書院傳閱新書的情形，各同學將自閱之《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譯書叢編》等置於公共書架，凡同學均可自由借閱，並在除星期日外的每天夜飯后、自八時至九時，聚集室內，討論各自的閱讀心得。他們還集資訂閱《杭州白話報》二十份，分送給附近茶坊酒肆，供路人閱讀。而南京陸軍學堂沈鑄東的回憶，則讓我們知道了學生是怎麼偷閱《新民叢報》、《民報》和《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這些禁書的，他們偷偷把這類書籍偽裝起來，貼上“論理學”的封面，躲過學監，大模大樣地看。還有著名的胡適先生，少年時代在上海梅溪學堂點著蠟燭傳抄《革命軍》的故事。凡此等等，不勝枚舉。除了同學交流，還有師生之間的教授與傳遞。據馬敘倫的回憶，清末書塾裡隻有教員室有報紙看，學生並不許閱覽，他的老師陳黻宸（辛亥前是浙江咨議局議長）則常常把報上的時事講給學生聽，還把《天演論》、《法意》、《明夷待訪錄》一類書籍介紹給學生。張伯言記成都機器工業學堂的求學經歷，官府對新思想防范很嚴，常常派員檢查學生的書箱，校監陳古郗先生是維新派，他總是預先告知大家，並幫助學生把一些維新書報藏在渣滓堆裡，應付檢查。

　　四、新學書籍及其攜帶的新思想還通過各種公共的、甚至偶然的途徑進入到青年人的閱讀視界

　　除去學堂、書塾裡的日常教讀，這些新學書籍及其攜帶的新思想還通過各種公共的、甚至偶然的途徑進入到青年人的閱讀視界，影響他們的思想並不斷擴散。在晚清，專營新式書刊的書局雖然不多，但在新思想的傳播方面還是起過不少作用，新書局的創辦者大多本身即為維新志士，旨在傳播思想而不在經營商業。像蕪湖的科學圖書社，像熊希齡在常德開辦的啟智書局，從上海運來新書報，從不意在賣書，而隻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此讀書。朱經農回憶說，他們兄弟幾個常常一整天泡在書局裡，隻看不買，店員照樣歡迎。兄弟友朋間的傳遞也是傳播的重要方式。比如周氏兄弟，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常給國內的弟弟們寄書，僅1904年4月一次，周作人就收到魯迅從東京郵寄回來的《清議報》、《新小說》、《西力東侵史》、《新民叢報》、《譯書匯編》等書刊共二十七冊，周作人形容當時的心情，簡直“喜躍欲狂”。丁文江在留日期間幾乎把每一期讀完的《新民叢報》都郵寄回國，給大哥丁文濤閱讀。吳玉章的“新學”經歷也完全是受他二哥影響。當時他的二哥在成都尊經書院讀書，常在志古堂書店購新書，讀完就寄回家鄉給弟弟。后來成了四川革命巨擘的吳玉章回憶說，當他讀到康梁（特別是梁啟超）痛快淋漓的議論以后，很快就成了他們的信徒，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志士。而張治中最初的新式閱讀，竟是別人從外埠包貨來的破爛不堪的舊報紙。和他一樣，后來成了著名報人的黃天鵬也是從城裡親戚寄來的包禮物的舊報紙，開始他的新式閱讀經歷的，這些報紙不僅成了他新智識的食糧，也成為他關心時局、志願興亡的鼓動者。還有那些由留日學生通過肉鬆罐、茶葉罐和各種秘密方式輸入內地的革命書刊，更是不計其數。

　　五、晚清的新式閱讀將“自由”、“平等”、“自尊”、“自治”、“公德”諸多名詞傳遍讀書人的腦際，革命新思潮逐漸得以形成

　　從這些散散碎碎的記憶和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晚清中國知識與思想的傳播路徑。這些新式書籍把所有年老的、年輕的、感時憂國的讀書人匯聚在一起。有主張立憲、主張修補與改革政體的，也有主張徹底推翻皇權統治的﹔有主張政治革命的，也有主張種族革命的。追溯其根本，隻一個字——“變”。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雖然存在林林總總的思潮與團體，但各派對更新舊制度的政治理想卻很一致，對西藝、西學、西政的閱讀和渴求也是一致的。即便做了“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也承認，學了各式新學的人們，不管是“舊學派”、“新學派”，都會產生同一種信心，就是要“救中國”！當新式閱讀將“自由”、“平等”、“熱誠”、“冒險”、“毅力”、“自尊”、“自治”、“公德”、“私德”諸多名詞傳遍讀書人的腦際心間，就有了那麼多的慟哭窮途，又戮力奔命。由此，晚清的數十年的思想完成了更新，新思潮戰勝了兩千年的傳統思想，從而引發了1911年的革命。（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