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晚年，由他口述，其夫人孟慶樹記錄整理，寫了很多回憶錄，其中有《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一部，還有一些單篇的回憶。由於我多年研究王明，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將這些回憶錄的復印件送給了我一份。這些回憶錄提供了很多新史料，與以往我們了解的情況不同，可以作為研究中共歷史、中國現代史的參考。下面，我就把其中的一些內容給大家介紹一下。

　　一、關於王明是否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

　　過去，一般隻知道王明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召開）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王明卻說他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曾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王明同志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王明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后黨的領導機關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問題時，明確地說：“向忠發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三人。向被捕后沒有補新人參加常委。”《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也明確地說：“四中全會后，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還有兩個材料，雖然沒有明確說王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仍然表明他是常委。《關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材料》說顧順章被捕叛變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為躲避敵人的追捕，決定不再開常委會，輪流在三人住處接頭，向忠發因為家裡有個小老婆，“從來不約周、陳到他的住處去接頭”，“結果隻有周（恩來）、陳（紹禹）二人住處常作常委接頭地點”。這也清楚地表明，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發、周恩來、王明三人。《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當總書記問題》的材料也說向忠發被捕叛變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來、陳紹禹二人，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明在這個時期曾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問題，從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証，此書明確地說王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據楊奎鬆考証，王明是1931年2月擔任政治局常委的。為什麼在一個月之內王明就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升為政治局常委？因為六屆四中全會后發現候補常委徐錫根、陳郁卷入羅章龍一派人的分裂活動之中。因此從2月份開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進入常委了。從這以后，王明漸漸在政治局裡，因而也在中共黨內，成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了。

　　二、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搬到蘇區的決策

　　過去我們隻知道臨時中央政治局搬到中央蘇區，是因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但不知道是怎麼決定的。王明說：臨時中央政治局離開上海，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環境更加困難。不僅原有的敵特叛徒不斷活動，而且由於共青團中央的書記胡均鶴和周光亞（先為共青團中央工作人員，后為文化人）等被捕叛變，公開在街上捉人。他們認識博古等臨時中央政治局工作人員，使得臨時中央政治局人員不能活動。第二，保衛中央機關的特科工作比以前困難得多，效率更差，又加上陳賡同志被捕，特科行動隊失去強有力的領導，陳賡的副手鐘煜同志亦因許多叛徒認識他，不能活動，送到莫斯科學習去了，所以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問題。鑒於上述困難情況，共產國際遠東局在1932年冬給共產國際電，問怎麼處理？共產國際的同志找王明商量如何處理，但當時未想到什麼辦法。恰好王明這時候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來同志離開莫斯科前去見斯大林的談話筆記（是恩來同志用中國信紙和毛筆謄清的），其中談到斯大林提議要學吳佩孚的經驗，不要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附近發展蘇維埃運動，要到離開中心較遠的地方去練兵，發展軍隊，等練好了再向外發展，就像吳佩孚在四川練兵，然后再打出去。四川是個發展蘇維埃紅軍的好地方。等將來蘇維埃紅軍更加發展時，中共中央應搬到蘇區去直接領導蘇維埃紅軍等。於是，王明把這個材料譯給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並請他考慮：中央蘇區有六個政治局委員，中央蘇區可算是比較穩固的根據地，為了避免破壞，可否讓臨時中央政治局的人員搬到中央蘇區去？共產國際領導人說這個問題太大了，不能解決，須請示斯大林。結果請示后，“斯大林同意這麼辦”。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電報給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臨時中央政治局四人（盧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趙容（康生）來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肺病病人，每年都住幾次肺病醫院，他自己也幾次要求來莫治病。恩來和紹禹走前，曾允許他可能時來莫治病），並兼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蘇區去。他們三人去時，帶去劉少奇、李富春、楊尚昆、凱豐等人。於是，臨時中央政治局就根據共產國際的這個電報，搬到中央蘇區去了。

　　三、關於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問題

　　關於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情況，王明說：在六屆五中全會前，博古曾給共產國際電：提議在新選書記處成員中，不選王明、張國燾（此二人原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三人。理由是：王、張不在中央蘇區，毛做政府工作。同時提出：選陳雲、張聞天做書記。共產國際復電不同意這些意見。博古又來電說：“可以不選陳雲、張聞天為正式書記，但請批准他們作候補書記，不然書記處無人工作。”至於整個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問題，博古事前未和共產國際領導商量。但他在五中全會上提出一個書記處名單，即正式書記為：博古、王明、周恩來、毛澤東、張國燾。候補書記為陳雲、張聞天。他說他的這個名單是和共產國際商量決定的。然后，由羅邁同志提議選舉博古做總書記。

　　王明說他是在后來才知道由博古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他說：共產國際七大前不久，中共駐國際代表收到一份蘇區來的材料裡提到在瑞金的某一個支部會上，由羅邁提議：“用支部會名義打賀電給博古總書記”，這才知道博古是總書記。王明和康生把這件事告訴共產國際的領導同志，這位領導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后，也甚為驚訝地說：“博古哪能當黨的總書記？做共青團中央總書記可以的。做黨的一部分領導工作也是可以的。但做黨中央總書記是不行的。因為他不能把中央大多數團結在自己周圍。”但此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與中共中央已無電報聯系，所以無法弄清此事。直到1936年鄧發等同志來莫斯科，才弄清五中全會時選舉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和四個候補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王稼祥、劉少奇、凱豐）的情況。

　　上述說法有點不可信。其一，博古是堅決擁護和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對新的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不可能不和共產國際商量，不向共產國際請示。其二，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書記處成員中並沒有毛澤東，他只是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不是書記處書記，書記處書記是秦邦憲（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陳紹禹（王明）、張國燾、項英。其三，既說博古曾給共產國際電，提議在新選書記處成員中，不選王明、張國燾（此二人原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三人，又說整個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問題，博古事前未和國際領導商量，也前后矛盾。但是，王明和博古是同一條路線上的人，又是好朋友，王明不可能對他造謠。因此，到底真相如何，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關於中央紅軍撤離蘇區的決策

　　過去隻知道中央紅軍撤離蘇區進行長征是經過共產國際批准的，但不能清楚共產國際是怎麼決策的。王明在《王明同志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說，這個電報是他參加起草的。他說：為了避免紅軍遭受蔣介石軍隊從東北兩線來的包圍，為了保存紅軍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據蘇軍參謀部第四偵查局局長的提議，曾由這位局長和王明、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個中央蘇區紅軍應准備突圍，放棄中央蘇區，轉移到四川區建立新的根據地的電報。

　　五、關於1938年王稼祥帶回的支持毛澤東做領袖的口信問題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在1938年回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曾與他談話，讓他回國后告訴大家，要支持毛澤東做黨的領袖。在這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這個口信。王稼祥在1968年寫的《我的履歷》中回憶說：季米特洛夫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這對於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但據王明說：“季米特洛夫夫人——羅莎尤裡葉夫娜說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而是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他還說：1950年底他們到莫斯科后，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一個同志對他說：“……曼努伊爾斯基說好幾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見季米特洛夫談這個問題，季米特洛夫都沒有同意。在王稼祥臨走的那一天，曼努伊爾斯基先去找季米特洛夫哭著說：‘一定要選毛澤東做中共總書記。’他請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義。季米特洛夫說：‘就用你的名義好了。’曼努伊爾斯基說：‘我不是ИККИ(即共產國際——引者注)的總書記，又不管中國問題，不好提。無論如何你和王稼祥談話時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見。請你點點頭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來王稼祥臨走前又來見季米特洛夫時，曼努伊爾斯基當著王稼祥面又說：‘要選毛澤東做總書記。’曼努伊爾斯基說這句話時看著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點點頭。結果，季米特洛夫就點了一下頭！”

　　這個口信的具體情況，在黨史上還有一些爭議，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